丁龙这个名字，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人不知。（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丁龙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人不知。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不仅是全美最早的汉学系，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研究的一块高地。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在这里留下了第一手的口述实录……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卑微的广东“猪仔”：丁龙。
一百多年前，仆人丁龙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建立一个汉学系，以传播祖国的文化，他为此捐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也因此，美国有了一所伟大的汉学中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教的中国学者，苦苦地寻找着丁龙的足迹，揭开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感人肺腑的传说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很朦胧的，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它更像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
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
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前些年，我撰写美国汉学史的论文，惊奇地发现童年时得知的这个传奇故事，竟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东亚系的著名教授、亦师亦友的夏志清先生多次给我补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在夏志清先生的叮嘱和鼓励下，我在搜求爬梳这段与史实相关的资料时，我才感到了把它写出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故事距今仅仅一百多年时间，但大部分资料已近湮没，几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夏志清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校史博物馆、东亚系、东亚图书馆以及巴特勒图书馆的资料咨询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使我能在近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动人的传奇故事，还原成一段历史的真实。
丁龙——我心中的谜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
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蒐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教授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唯一的文化资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
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用颤抖的手翻阅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学校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对啊，我怎么没想起这两个宝贝地方呢！
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在哥大行政主楼里，那是哥大人的骄傲。那儿供奉有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校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手书的羊皮纸圣旨，以及他的御衣及佩剑；那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自建校那天起，所有的重要文献及档案。那儿是哥大的“白宫”。
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丁龙的，我想。带着异样的敬意，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这幽深的宫殿式建筑充满神圣感的寂静，加上为保护文物和文献特设的幽暗灯光，更添其神秘意味。进入此厅，除了馆方提供的铅笔，一概不能使用其他书写工具。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
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导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
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着和期冀的眼睛……
丁龙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岂能甘心！
但这儿的发现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卡本蒂埃是1848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顺藤摸瓜，一定能够发现更多的关于丁龙的资讯。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大卫･希尔（David･K･Hill）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档。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我用颤抖的手翻阅着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书信和档，不由得心潮起伏。
我忽然意识到，要想寻找丁龙，我眼前的要务已不再是锁定丁龙本身，甚至不再是瞩目于眼前这三摞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
我必须首先弄清楚谁是卡本蒂埃，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捐款建汉学系的动力和动机。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档，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
这一次，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也都一筹莫展了，这毕竟不是亚洲研究的课题。我茫然无绪，这儿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我极不愿在此停步。既是将军，查找军事名人辞典吧——没有；既是律师，查一下法律及相关人物辞典吧——也没有。那么，何不查查十九世纪美国名人辞书？巴特勒大图书馆大参考阅览室有数千种世界各地出版的工具书，凡能想到的，我都去碰碰运气。没有，没有，没有。
怀着一线希望，我去咨询那儿的专职图书馆学家南茜･费雷兰德（Nancy Friedland）女士。她起初的思路和我一致，当得知一切无功而返后，她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专业态度，直至我都内疚甚至泄气时，仍不懈地寻找。最终，这位敬业且热心的学者没有辜负我，她动用了最先进的电脑网络追索系统，在全国范围资讯站里扫瞄搜寻，终于给她找着了！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纽约，1901年6月28日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
您恭顺的
丁龙
“一个中国人”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学系大楼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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