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网络图片）
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在重庆的总统官邸签署了《联合国宣言》的批准书，标志中国政府正式成为联合国的一员，并称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到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宣布抗日，足足六年的时间，中国民间抗日情绪高涨，一片抗日呼声下国民政府迟迟不肯宣战，甚至私下议和，令无数人怒其不争。
蒋介石曾在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时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哟”。
从一些史料中可窥见，蒋介石的抗日之心一早萌生，无奈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力羸弱，国民政府内外交煎，毫无把握迎战。为了更有底气地开战，“使中国不亡”，蒋介石多方斡旋，过程中其抗日思想逐步清晰明确，并付诸实践，最早在1933年便开始了秘密备战建设。
中日军事实力差距明显
根据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截至“七七”事变，中日的军事实力呈现出极大的差距。
“七七”事变前，中日陆军师级编制对比中，人数方面日本是中国的两倍，日本的枪械是中国的近三倍，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都达到了中国的两倍，野山炮更是达到了中国的五倍——中国12门，日本64门。按照数据估算，中国两个师还不一定达到日本1个师团的实力。
彼时，日本工业总产值达到中国的4.4倍（60亿美元对13.6亿美元），钢铁、石油、铜产量日本均是中国的百余倍。军用设施方面，中国基本无能力生产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和汽车，而那时的日本在军工制造方面世界领先。
中国空军在七七事变时只有6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05架，约为日本的19％。全部从欧美进口，维护困难。少量国产飞机因大多数部件需要进口而无法起飞。到抗战开始，只有223架飞机能参战，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军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进的航母舰队之一。
中国的陆军情况也不佳，总计200万人，步兵182个师，其中蒋介石中央政府直辖的只有70个师（所谓中央军）。这70个师中，有40个接受过德国人训练，装备较好。其他各师实力仅为编制数的50%-70%。军需补给、人员补充能力和日军有较大差距，征兵制刚刚在部分地区实行。
中国海军更是无法和日本匹敌，1937年6月，日本海军总计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共有120多艘舰船（包括东北海军、广东海军），总排水量11万吨，约占日本10％。其中，作战舰艇60多艘，排水量6万多吨。中国海军不但数量绝对劣势，而且舰龄老化，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是1896年光绪时代从英国进口的，舰龄已41年。装备最好的海琛号，是1898年从德国进口的，排量仅为2950吨，航速每小时19公里，有150口径舰炮3门，105口径舰炮8门，47口径舰炮4门，370毫米鱼雷发射管1具。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舰排水量是13000吨，航速每小时61公里，有200口径舰炮10门，127口径舰炮16门或8门，61口径4联装鱼雷发射管2具或4具。无论个头、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国几个档次。
即使这样惨淡的情况，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军力，也已有了显著进步。
中国海军在甲午战败后一直没有恢复元气。1928年定都南京，海军只有34485吨舰艇。1931年第一次淞沪会战后有所重视，从日本购买了宁海号巡洋舰，自己建造了逸仙号、平海号巡洋舰，自己建造了10艘炮艇，进口了德国英国15艘鱼类快艇，改造了13艘旧舰。
1937年中国的航空工业才刚起步，六、七年前的中国空军几乎是原始状态。国民政府在1928年才开始设立航空署，下辖4个航空队，只有24架飞机。1931年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尔后逐步收编各省军阀的航空部队，才正式建立了统一的空军。
数年内，中国除了在军事方面翻新了列阵，在国防工事、经济建设、外交求援方面，国民政府也是一早做了准备。在正式宣布抗战前的早期，蒋介石一直奉行“不抵抗政策”，多次强调“争取时间为抗日做准备”，从国民政府秘密进行的一些措施便可窥见。
蒋介石“卧薪尝胆”式的抗日决心
早在1928年北伐战争中，日军制造的“济南事件”就让国民革命军遭到巨大损失，而当时心系统一大业的蒋介石虽选择了忍让、拒不还手，但其抗日的复仇思想早已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后，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中的济南事件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明知种种挑衅，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兼容之确证，却又不得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大陆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
由上可见，蒋介石的抗日意念一早萌现，但其抗日思想经历了一番转变，由“攘外必先安内”转向“持久抗战”、“以时间换取空间”，其间国民政府从未放弃求援国际势力，多方外交，必要时请求国际调停的策略。
此外，多处史料证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确实私下多次参与了与日本的“停战议和”，但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奎松考证，蒋的抗日态度从未动摇；“就目前所知，几乎所有与蒋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可能过高所致，使他误以为敌方准备接受其关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乃至撤兵至长城一线的要求。”
在早期，蒋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御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寄希望于诉诸国际联盟，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避免冲突正面化。当时笃信“攘外必先安内”的他正坐镇南昌，指挥30万大军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数月后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也同样，起初蒋介石始终坚持拒不应战，下令十九路军交防，意在避免冲突正面化。同时，仍旧寄望于国联出面调停。苦战数月后，在国联的积极斡旋下，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日军得以在沪驻军，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但“一二八”事变让蒋介石明白，中日最终不免一战。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攻热（指进攻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人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国民政府迁都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抗战一旦开始，南京纵难保住，但抗日基地将建何方，也尚未有明确的目标。蒋介石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事实证明，1932年7月，日关东军果然向热河进攻。
以上可看出，蒋介石的抗日之心极为隐蔽，他的学生陈诚在1936年11月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抗日战争发动的“越迟越有利，这样才可以争取准备的时间。”
1932年的《塘沽协定》使得中国政府又一次备受屈辱，一边是日军兵临华北，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国民政府忍气吞声、处处忍让。蒋介石一边咬牙切齿，暗自宣誓“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一边暗中部署计划，为抗日做战备建设。由此，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才从概念走向具体化。
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可从当年的财政预算中得到印证，中政会抄送促成1933年度预算案指导标准等函中规定“本年度除国防军事外，不许新设任何机关”。
蒋对于持久抗战的信心在《蒋总统秘录》中有三处判断可体现，“敌如入川，至少须三年时间。此为敌人的时间所不许可。我军节节抵抗，诱其深人。愈深入内地，于我抗战愈有利。”“只要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之国际地位就能确立。敌人骄横暴决，到处树敌，在二、三年以内即难维持下去。”“大陆不仅幅员广大，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故日本决不能亡我。
国民政府如何秘密筹备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调集约120万军队开进华北。而在上海，蒋以开办国防训练班为名，并以张治中为总负责人，构筑从上海闸北一直到杭州的钢筋混泥土堡垒防线，共7条，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指出:“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今日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
经钱昌照提议，南京国际政府于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专司抗战国防总体规划之责的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对其非常重视，亲自兼任该会委员长，并从其秘密经费中每月拨专款10万元作为其活动经费。按其工作计划大纲，可以看出其主要工作是针对日本的侵略，对全国之物资与形势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统计，“以制成整个的国防计划”。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国防设计委员会设立了军事、经济、国际、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文化教育、人口土地及粮食七个组从事调查统计工作。
至1934年9月，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其工作重心转向各项具体的国防建设方案的规划，尤其偏重于重工业建设和能源开发的设计。先后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等。这些计划拟订后，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抗战爆发后大多付诸实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国民政府为抗日备战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在江海要塞、边防城防修建上起步较早，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1933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这项工作全面展开。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两用炮于七七事变前夕运到，星夜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个要塞。至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除了建设国防、整顿军力，国民政府也在经济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规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做到白银国有。法币政策实施较为顺利，到1936年底法币占货币流通额的比例由币改时的67%增为78%。
全面抗战前夕，收兑民间银币银物计白银3亿多盎斯，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统制了外汇买卖业务。币制改革的施行，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有利于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应作战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修建铁路是主要表现。一方面修建新的铁路、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譬如华东干线浙赣路，1929年开始动工，1937年9月完工，全长903公里，另一方面，对旧有铁路进行改造，主要是更换铁轨，加固桥梁，添购车辆，改善信号系统。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10年间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抗日思想转变：从倚仗国联到自主反击
从史籍中可窥见，蒋介石自始至终坚信，日本终将侵蚀在华他国利益，惹得国际出面，因此他始终依靠国际联盟，以争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这套利用国际影响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32年，国联为了调解中日“一二八”的矛盾，曾派出调查团到中日两国调查事实真相，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国联会员国西班牙、捷克、爱尔兰、瑞典等国提案否认“九一八”事变日军的行动为自卫，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并不承认“满洲国”。由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日本终于退出了国联。
早在1934年，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就进言蒋介石：“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同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
此外，通过国际管道，国民政府用矿石换取了外国一些先进的军用装备。如1936年4月南京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一亿马克的物资交换协定，其中规定：中国每年可用二千万马克在德国购买机器与军火，但须以价值一千万马克的钨砂及其它原料来抵偿，十年还清。
但仰仗外交并不能“包治百病”，在建设国防时，国民政府曾希望欧美列强援助，充实国力。经过努力，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棉麦借款合同，“国联”也成立了拉西曼为委员长的“援助特别委员会”，但结果是“棉麦借款未成功(借款总额减少为2000万美元)……国联也并不给以技术合作，除建设铁道外，几乎再见不到什么”。
有学者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奠定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一方面，他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红军已从江西根据地退出，退居陜北一带，主力也从8万人损失至3万人。另一方面，抗战根据地已有着落，蒋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整理川事，初见成效。此外，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自东北、华北之后，日军势力直逼华中，此时若再不抗战，国民党政权将失去民心而垮台。
这在另一处史料中得到了印证。1936年7月，蒋介石在送别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顾问英国人李滋罗斯时就说到对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伴随着找到抗日后方根据地，蒋的抗日思想的具体策略也逐渐清晰。鉴于日本是小国，资源有限，但武器先进，而中国地广人多，但实力趋弱，“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大陆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
掩人耳目：入川动员，暗中备战
入川剿匪，蒋介石选定四川为抗日后方根据地。他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的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
蒋介石在争夺四川的实际控制权的过程中显示了足够的耐心。在逐步扩大与刘湘的矛盾的同时，加强了对四川的全方位控制。“在其主导下，防区制被打破，货币得以统一，军队开始得到争辩，军人干政逐渐减少。”
在秘密经营西北国防的同时，又对地理纵深的西南地区进行了第二种战略考虑。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的资源调查，并秘密进行了少量的国防建设。他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可见，蒋介石统一四川既有公开‘剿匪’，又有掌控西南局势、筹划新的抗日根据地等多重目的”。
开办政府基层人员训练班和军事训练、军队整编，如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南军队所开办的的峨嵋军事训练团，调川军营长以上及滇黔部分军官受训，蒋亲任团长。
华北危机日渐严重，蒋介石将四川经营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思路不仅逐渐清晰，在暗中也已付诸行动。
1933年7月，国民政府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1935年，蒋介石到达四川后，要求在重庆周围建设飞机制造厂。据《蒋中正总统档案》记载，他致电宋子文：“德国翁克斯飞机制造厂厂址决在重庆附近建筑，勿再变更为要。”他还要求航空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陈庆云：“重庆、成都须积存四个队半年用之汽油。”同时致电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来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行迹。”
为了保证全面开战后的资源供给，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全国实地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制定了多种资源开发计划。抗战爆发时进入实施阶段的长寿水电厂及抗战期间建成的龙溪河水电站就是按照其中的《四川水力发电计划》进行的。四川彭县的铜矿、巴县和达县的油矿、四川金矿均列入重工业建设计划陆续开工，有的在抗战前已经投产。
另外，国民政府斥巨资投入重工业与军工业。一大批工厂也一早投入生产进行国防建设。其中，刘湘在防区制时代开办的兵工厂，在193年就能年产步枪18万支，轻机枪15000挺，大口径迫击炮1000门，炮弹10万发，机枪、步枪子弹2亿发。这样的生产能力已经超出了当时的作战需要，抗战爆发后这些兵工厂也为抗战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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