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贵州省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计划写大约一百篇《清华岁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2006-06-08 12: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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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万润南：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假如面对左的刘宾雁和右的曹长青，共产党肯定更害怕刘宾雁。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宾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无语。那么多人在说，真情怀念的、虚情标榜（自己）的，我想再说也增加不了什么；又看到善意评价的、恶意泼污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无语。直到读了曹长青先生的《和刘宾雁分道扬镳》，我才觉得该说点什么了。在入题之前，我也先交代几句与宾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首倡警惕人人心中的小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宾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间，我岳母冯兰瑞家里。我岳母是个很有独立见地的老太太，她同宾雁是熟识的老朋友。她请宾雁来家里帮忙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伟岸的身材，宽阔的方脸，饱经风霜的前额。
后来读到他写的《人妖之间》，觉得写得棒极了。在七九年的时空环境里，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伟光正”的阴暗面，把一个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写得如此栩栩如生，无论是政治含义还是文学意义，都让人感到震撼。
同宾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流亡到海外以后。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商量筹组成立民阵，我又见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阵倡议书领衔的几个人当中，宾雁先生和苏绍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长辈，严家其先生和吾尔开希则是代表当时知识界和学运领袖的风云人物。但总得有人跑腿办事，于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在党文化的教育下成长的。虽说因为六四同共产党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一开口、一举手、一抬足，处处是党文化的印记，所以一开始招来许多口诛笔伐。我在批评声中慢慢地学、悄悄地改，逐渐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要彻底同党文化分道扬镳，又谈何容易。所谓“清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宾雁先生“要警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警语，道出了根除心中贼的长期和艰难。
严家其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阵主席后不准备连任，我完全理解，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诚意地找过方励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请他们出山，都没有得到首肯。后来找到宾雁先生。我们谈得很晚，他详详细细问了许多问题，我恳切地作了回答。最后他说还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宾雁家睡沙发。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动情地说，朱洪阿姨一辈子跟着他历尽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现在，我有点懂了：这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的回答。
后来宾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来，我接待他们。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发现批评你、说你坏话的人，大多数都是距离你很远的人，距离你越近的人，越说你的好话，看来你这个人坏不到那里去。”可能是身边的人更能感受到我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宾雁后来在许多场合Wan ruen nan我讲公道话，也因此让先生招到许多无端的攻讦。这也让我一直觉得对宾雁有所亏欠。对民运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我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观感。我要说，宾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我还记得九三年华盛顿会议上面对“小毛泽东”们的丑陋表演，宾雁一声“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许多人的心。每次我途经普林斯顿，都会去拜访先生。最后一次是他在病中、手术后。每次话题总离不开他念兹却不能在兹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败、沸腾的民怨、道德的沦丧、三农的困境，那种痛心疾首、那种悲天悯人，都让人深深感动。
我们也常常谈到“小毛泽东”，谈到毛式思维、毛式语言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许多朋友到了西方，话语内容变了，话语方式却依旧。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一次在海外讨论新权威主义，我讲过诸如“当前，是扬弃还是坚持新权威主义，是区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之类的昏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自然引起了许多批评。在批评声中，我慢慢学到了一种谦卑、学到了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宾雁先生走了，但身后并不寂寞。曹长青先生因为“顾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气，所以现在他可以表示同你分道扬镳了。
宾雁不希望中国盲目一边倒
曹长青先生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把他同宾雁先生的分歧归纳为“至死眷恋社会主义”和“用特权写报告文学”。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说一点看法，以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说刘宾雁对此至死眷恋，这大概没有错。问题是“眷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错，就像曹长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义不是错一样。我能理解宾雁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能理解曹长青对资本主义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纽约时报》，因此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左派与右派的报章媒体，都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各自“扬镳”，但不应当“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我可能会更倾向曹长青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这不妨碍我去倾听左派的说法，不影响我与宾雁成为好朋友。八九年刚到美国，NYCU邀请我去演讲，我自己讲了些什么，已全然记不得，据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状。但我却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士的提问。她是NYCU的教授，人长得漂亮，问题也提得漂亮。她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我想，正是因为还有这种清醒的声音，所以才让我们对美国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苏东波之后，欧洲左派社会党纷纷在大选中败北。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又要面临新一轮左右共治。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召开了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据说那个小镇是法国社会党的发祥地。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伟光正”开得完全不一个风格。例如在会场里更像文革中群众组织七嘴八舌的串连会；在会场外则像是Book Show，布满了各个派别出版物的摊位。大会演讲非常精彩。一位创党元老回顾了历史：当年，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地中海边的沙滩上，规划法国未来蓝图；然后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屡创辉煌。这时候，大会的气氛High到最高点。紧接着，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好像是法比尤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给滚热的大会浇了一盆凉水。他略带低沉地说：“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不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才成为可接受的？”
面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理解宾雁先生的关切和忧虑。他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化将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边倒”、“一刀切”，中国有过一次了，代价巨大、损失惨重。难道朝另一个方向再来一次“一边倒”？宾雁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近几年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头，他“有兴趣”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何错之有？难道“痛斥”一番“疯狂”和“小丑”，美国式的民主就能在后院开花？
在这些问题上，宾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共产党害怕“第二种忠诚”
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对共产党的看法，是让曹长青先生“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这种说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对共产党来说，只要不是“第一种忠诚”，就是反党、叛党，刘宾雁鼓吹“第二种忠诚”，实际上就是鼓动反党、叛党。对此共产党绝不会手软。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刘宾雁先生本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曹长青明白。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空条件下，让刘宾雁不要讲什么“第二种忠诚”，而要“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主张结束共产主义”，这可能吗？同共产党专制作斗争，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从斗争艺术而言，否定“第一种忠诚”，在当时就对共产党构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战。在这一点上，刘宾雁比曹长青明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不等于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点，好像曹长青先生也同意。那么，宾雁对其成员作某种区分并寄希望于某部分人，又错在哪里呢？戈巴契夫、叶利钦、普京，不都是前苏联共产党人吗？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他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政治笑话说：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巴契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
反对它的人呢？有像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反对它的人却自己在那里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吗？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面对两个人，一个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刘宾雁；一个是“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长青，共产党更怕谁？
依我说，共产党更害怕刘宾雁。首先，共产党不害怕曹长青。他推崇的右派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在做。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曹长青那些声援“台独”、“藏独”的文章，共产党只会当作反面教材看待。对宾雁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吗？刘宾雁会真心诚意地去做、去说、去写。他可是“刘青天”啊。共产党受得了吗？所以共产党聪明，坚决不让年过八十、身患绝症的老人回去。他们真的怕宾雁，连他的骨灰都怕。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对刘宾雁报告文学的苛责
从西方的新闻规范来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但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把这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则是宾雁先生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有“奏本文学”和“状子文学”。前者如《出师表》；后者如《窦娥怨》。把这两种文学功能结合起来自成一体的，便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这是“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苏晓康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解读：“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如果要说刘宾雁有什么“特权”，那么就是这种“无权者的权力”。问题在于：究竟是刘宾雁以写报告文学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特权”；还是依靠这种“特权”，刘宾雁才写出他的报告文学？在曹长青看来，显然是后者。他在文章中质疑刘宾雁：“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这实在是苛责。刘宾雁有什么特权地位？一个摘帽右派，通过自己的道德文章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当权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说这是特权，那么也是先有文章，后有特权。我同意苏晓康的说法，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共产党对这种“权力”很在意。独裁政权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为民请命”的话语权。共产党的天，怎么能变成“刘青天”？这就是邓小平一定要点名整肃刘宾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让他返回故土的原因。曹长青却能把特权的受害者说成是特权的享有者。
至于后来为什么宾雁先生“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还是苏晓康的理解到位：“与其说中国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于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百姓，一颗从胸膛里摘除出来的心脏，其存活尚且艰难……曹长青却质疑他为什么不能像原来那样跳动。
我和曹长青也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观点鲜明，有时候甚至“异峰突起”，还都在常识和常情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是这篇《分道扬镳》，我实在跟不上趟了。有话不吐不快，写出来就教于关心这篇文章的朋友们。
但愿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不打扰宾雁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系前海外民运领袖）
转自《开放》200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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