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领域 Pixabay）
【看中国2018年1月10日讯】县官的抱怨
2011年，一位从小县提拔到大县的县委书记向记者抱怨：县财政收入帐面8亿多、县级工业园区企业产值76亿多，似乎一副好牌；到任后才发现县财政实际收入仅5亿，工业园区销售收入实际不过19亿，大片厂房闲置。这位兴冲冲到任的县委书记很郁闷——
从表现上看，自己被提拔了，风风光光，实际上接手的是“一手烂得不能再烂的牌”。
经仔细梳理，他发现，地方财政造假主要手段为二：一、鼓动企业虚开发票，企业纳税后，县乡财政再以“项目扶持”、“纳税大户奖励”等方式返款企业，“返点引税”幅度甚至高达30～50%。二、调动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融资平台资金等，以应付当期财政考核任务，检查完后再转回各路资金。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造假，乃是上有所好。一位县官向记者揭发：一次上市里开会，市领导很严肃地说：“预定的财政增收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如果完不成，请提前说，我们立即换人，自然有人能干。”就这么赤裸裸要求造假。
对于前任的财政造假，后任官员只能“表示理解”。一位地方官员向记者诉苦：
刚到任时也想挤一挤财政水分，干点实的，但毕竟大家同在一地为官，前任领导多被提拔，一挤财政水分，他们会说你拆他的台，说不定会给你穿小鞋，只好作罢，明哲保身。[1]
道德水准
2015年5月3日，成都特警五大队警察原振侠在街上见一女子遭劫，原振侠冲上去掀翻歹徒，两名小伙子上前协助。歹徒为逃避处罚，咬舌自残，周围群众连忙拨打110、120。可那位遭劫女子拿回被抢的包后，悄悄离开。一位大妈大喊：“别个人帮你抓小偷，你跑啥啊？！”女子还是离开了。没了最重要的证人，歹徒得以逃避处罚。[2]此类“公德悲剧”一再上演。如此自私，只求自保，不愿履行最起码的公共义务、不愿对公共责任有所支付。这位遭劫女子的离开，当然说明中共没培养出“社会主义新人”，基本社会道德都没得。
驾校猫腻
中共政府规定：考驾照必须入驾校，这一行业的毛利率高达50%。党媒报导：驾培行业收费看似是市场行为，但很多地方的审批环节还没有放开，驾培行业供给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滋生出高价等乱象。
近年，随着学车热，各地驾校收费水涨船高，各种乱象变本加厉，红包等隐性收费禁而止，甚至红包费超过学车费用，各车管所考官上缴的红包动辄上千万元。由于人为制造垄断，驾校获得奇货可居的“驾考”准入资源，每位教练可带学员都有定额。车管所的猫腻越来越多，花样不断翻新，从索贿、陪睡到保护伞，学车居然像是“混黑社会”。[3]
十多年的污染案
哈尔滨市民刘家父子三人，状告哈药总厂臭气臭水污染十多年，一直没结果，不受理。污染气体为有毒硫化氢，危害神经系统，恶臭如打碎千百个臭鸡蛋。一条新洗的化纤裤晒在院子里，穿着上公交，谁都捂鼻子躲开。
外人到此，不到十分钟必呕吐。居民夏季不能开窗，污染严重的冬天，北边窗户全用厚棉被堵死，整天开灯。最初，他们鼻堵嗓干、晕头脑胀，整夜失眠，精神萎靡，健康受伤巨大。2007年，刘家的递状哈尔滨南岗区法院，七个月后总算立案。之所以立案，乃庭长去刘家实地考察，下车一闻，扭头就走，回去便给立案。
直至2010年11月10日，首次开庭。刘家诉讼要求：一、停止侵害，停止污染；二、赔偿健康、精神抚慰金6万元；三、赔偿非法排污给刘家造成的房产及其它损失12万；四、承担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4]
大大良民呵！真是太好欺负的中国人。放在欧美港台，索赔200万都算“高抬贵手”了。中共说起来铁腕法治、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实际冷漠透顶，不闻不问。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受理？还不是哈药总厂背后有靠山？
2013年1月5日，国家环保部通报虚假“黑名单”，88家环境评测机构受到处罚或批评，包括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虚假情节涉及“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借用外单位人员作为环评专职技术人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峰认为：“环境评测造假是多方面的”。环评报告中，甚至公众参与部分造假。有的环评机构调查公众时，先问“你同不同意XX项目建设？”如不同意，转身就走，如同意，才发放调查问卷，附送牙膏之类小礼品。[5]
事实上，凡是久诉难治的污染案，背后定有猫腻，一定有地方政府的保护伞，有结构性利益驱动，真正的“污染源”一定是政府。无数案例证明：当民众试图用法律“治污”，当地法院不是不予立案，便是等你花费大量财力精力后败诉。如果民众发动反抗，整出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便出动军警镇压，将头领们栽上各种罪名送入监狱，是为“结案”。
庆安官场连案
2015年5月，黑龙江小县城庆安频闪大陆各大媒体头条：〈庆安官场“余震”，拔出萝卜带出谁？〉5月2日下午，庆安男子徐纯合在火车站候车室与警察发生冲突，竟被警察拔枪击毙，引发媒体关注，追问责任。最后竟查至常务副县长董国生有问题——户籍年龄造假、学历造假、老婆“吃空饷”，董副县长被停职。得到鼓舞的庆安民众开始踊跃揭发。5月12日，县检察官隋伟忠实名举报：检察长魏鹏飞超标违规使用公车并悬挂假牌。13日，民办教师实名举报庆安大批官员涉嫌买卖教师编制。同日，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王向阳亦遭举报，指控他在处理交通事故中徇私枉法、滥用职权。
陆媒载文：
如果没有庆安站警察引发全国公众关注的偶然一枪，无人理睬举报其他腐败现象的局面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是人们不能断言的事情。这种事情发生在反腐败已经持续两年有余的时候，说明中国当局县域基层治理面临的现状不容乐观。
党媒评论：
不能总靠倒逼解决问题。一个县的问题能否得到县城（或者稍大）范围媒体的及时关注？权责部门能否及时介入予以公正调查？[6]
依靠新闻事件得以一挤多年溃烂脓疮，已非什么新闻。中纪委多次强调充分发挥线民和媒体的作用，这次也要求庆安线民多多出力。可问题是那些未出新闻事件的全国各地，那儿的官场脓疮咋办？怎么挤？都得依靠偶发的新闻事件么？
结语
赤潮祸华，中共祸国，弄得国家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还来什么“五不搞”、“七不准”。最最恶心的是不准批评（一批评即为“缺德”），只能“歌德”，啥人吃得消？比比美国，人家连媒体都不准官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乃外宣机构，不评内政），更不用说自拉自唱再自说自好，差距实在不是一点点，居然指人家“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好像脓疮四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人间天堂。
[1] 李兴文：〈“假帐本”令地方官员有苦难言〉，原载《半月谈》（北京）2012年第23期，《文摘报》（北京）2012-12-18摘转，版1。
[2] 唐伟：〈人人自保中会让人人自危〉，原载《中国青年报》（北京）2015-5-6，《文摘报》（北京）2015-5-12摘转，版3。
[3] 施平：〈学车竟像混“黑社会”〉，原载新华网（北京）2015-4-29，《文摘报》（北京）2015-5-7摘转，版2。
[4] 庄庆鸿：〈十多年了，这是真受不了“——一场居民状告哈药总厂污染致病的官司〉，原载《中国青年报》（北京）2011-6-14，《报刊文摘》（上海）2011-6-17摘转，版7。
[5] 宣金学：〈虚假“环评”催生制度改革〉，原载《中国青年报》（北京）2013-1-16，《文摘报》（北京）2013-1-22摘转，版1。
[6]〈庆安官场“余震”，拔出萝卜带出谁〉，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光明网（北京）2015-5-13，《文摘报》（北京）2015-5-19摘转，版1。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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