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的经历(图)

第一次抄家的活动，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刚满十四周岁，小的还只有十三岁。（网络图片）

1966年8月8日，天气炎热，我和同班的五个男生和四个女生共十人，身穿老式黄布军装，腰扎两寸宽的武装带，佩戴“红卫兵”袖章，乘坐公共汽车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附中来到位于东城区的西总布胡同，实施一次抄家的活动。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刚满十四周岁，小的还只有十三岁，在今天尚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范畴。但我们绝没有需要被谁保护的任何概念，反而洋溢着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保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的冲动。

所谓抄家，和今天对贪官污吏家产的查封、对刑事犯罪分子窝点的搜查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今天需要搜查证，有时还需要有公安和武警的武装协助，而在1966年则无需任何手续，只要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武装协助的是我们自己的拳头和皮带。

抄家行动是当时“破四旧”的组成部分。所谓“四旧”，乃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是也，由于并没有人对“四旧”定出严格的标准，因而对“四旧”的评判完全由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来定夺，譬如不准女性烫头发、男人留背头，譬如制止女性穿裙子、男人穿瘦腿裤，譬如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譬如敲下颐和园佛香阁上的小佛头、砸碎前门大街上全聚德的金字招牌，都是“破四旧”的内容，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关于红卫兵的诞生及其背景，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记述和研讨，尽管离客观、真实还有一段距离，但因不是本文的主题，因而不加详述，反正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活动已经合法化，当然，这完全是“伟人”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所起的作用，在这封信中他老人家表示对红卫兵坚决支持并告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这些因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而备受迫害的“革命小将”一旦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同，立刻有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感觉，高呼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带着每一代人必有的青春冲动、破坏欲望以及对旧秩序的本能反抗，来到了社会上。

其实红卫兵最早干涉社会不是一些文章中指责的抄家，而是打击小流氓，这本应该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好事，但其出发点跟今天的“严打”可能是两回事，因而这些打击小流氓的红卫兵们在1967年以后也有不少成为了在公共场所“拍婆子”、“碴架”、在光天化日下聚众闹事的小流氓，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此略有反映，作家王朔在里面还出演了一个“拍婆子”、“碴架”的小头目，尽管由于太痞而不那么像。

我所在的人大附中曾经以一举抓获在海淀区声名显赫的流氓集团头目“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现在细想起来，这个“凤”不过十七八岁，略有姿色，大概就是和“龙”们睡睡觉，绝没有吸毒、抢劫、拐卖妇女、欺行霸市、开发廊当鸡头之类的勾当，但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抓到后，一阵拳打脚踢，不知命中了哪个要害部位，便呜呼哀哉，尸体被扔在教学楼的楼梯下。当天夜里，还有一个父亲是挺有名的将军的高三男学生因着对异性的好奇，前去“研究”了一下她的身体构造，结果被当场擒住，若非他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肯定也会被当成小流氓给处理了。

据说这个“凤”是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被打死的第一人，从此，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手下的冤鬼被拉到八宝山去火化，至于有多少人在震惊世界的“红八月”中被打死，尚没有人进行统计，恐怕这也是个不太容易干的事，据当时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人披露，最多时，一天有两卡车尸体拉进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的原始动机大概有两个，一是要收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国民党特务等家庭里藏有的“变天账”、武器、反动文件，二是要剥夺这些人家里以往从劳动人民手里剥削走的不义之财。这时候，被誉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说法我们还没有听到，所以除了对老师、校长发威之外，我们这些红卫兵文化的批判和武力的批判的主要矛头还是对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也就是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

学校坐落在海淀区，我们却要跑到东城区去抄家，是有着我们的想法的。老北京城有着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就是说东城区住的资本家多，西城区住的贵族多，南城住的是天桥耍把式的，北城住的大都是各种工匠。贱和贫的地方自然不需要抄家，而西城的王府、驸马府在1949年以后不少都改换了身份，成了部长府、司令府，在1966年的8月这里还不是冲击对象，甚至这些深宅大院里的少爷小姐们很多还是红卫兵的头目，后来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还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专门对付那些不知好歹、要去革“新贵”们的命的平民红卫兵。所以，到东城区去抄资本家的家当然成为了我们这些所谓干部子弟红卫兵的首选。另外，我们有个数学老师的家就在东城，她在我们看来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刚刚大学毕业就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无非是因为她的爹是个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时国家以二十万元作价，收买了他的企业，于是她家就有了每个月五百元左右的定息吃。而在六十年代，毛泽东的所谓月薪不过四百六十元，五元钱就可以雇一个保姆，一个小学生全年的学杂费是十元钱，家庭月平均收入超过八元就不再享受国家的补贴了，五百元足以让一个家庭不知怎样才能把钱花出去。看着这个数学老师的富裕和奢侈我们就有气，因而想先把她家给抄了。

不过，有比我们行动迅速的红卫兵先下手为强了，我们又不想白跑一趟，找那个胡同的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一打听，说有一家比那个数学老师家还阔气的资本家就住在这个胡同里，而且老头子当过国民党的大官。我们一听，立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二话没说，就冲向那个人家。

这是一座两进的大四合院，有着高台阶、大红门、小石狮、厚影壁，正房加厢房加头进院的南房，起码有二十多间。说实话，在我十四岁的生涯中，这是第一次进入到由一家人住的这么大的宅子，心中不由得愤愤不平地骂道：“真他x是资产阶级！”几年后当我又进到一个部长级的干部家的宅子，看着那三进院和四十多间雕梁画栋、青砖灰瓦的房子时，由于已经阅读过了当时和《血统论》齐名的文章《论财产再分配》和《共产党宣言》，也就没那么多愤慨和不平了。

也许是预感，或者是听到了传言，甚至是认命，我们冲进这家大宅门之后，并没有看到不满的脸色，更没有听到委屈的声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和一个保养得很好的老太太像迎接当年的“解放”军进北京城一样把我们这些满脸稚气而又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迎接了进去，而且在花坛边的石桌上摆上了热乎乎的茶水。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资产阶级放出了糖衣炮弹。

不过，想击中我们这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红卫兵小将决非容易的事，我们当即朗读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然后，迅速解下了腰间的皮带，二话不说，照着那老头子就抡了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肤色很白的老头子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而且呜呜地哭了起来，而那个老太太则扑通跪了下去，连连磕头。这时有一个女孩子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手里举着一张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委任状，上面的官职是天津法院院长。我们顿时欣喜若狂，纷纷议论著：“法院院长是个大官，肯定有枪！”“说不定还有潜伏特务的名单。”“咱们要立大功了。”“抄这家算是抄对了！”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老两口的刑讯逼供。刑是皮带、拳头、巴掌、木棍及脚伺候，讯是横眉立目、义正辞严及歇斯底里、破口大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反动官僚交代出埋藏起来的武器弹药和反革命材料。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每个人都必须动口还要动手，否则就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就是革命立场不坚定，就是妄称革命后代，就是红卫兵的败类！

那老两口苦苦哀求，指天发誓绝没有什么武器隐藏起来，更没有什么反革命材料，老头子还给我们上起课来，说是当时法官从来不佩带武器，他们最严厉的武器就是法律条款，他们的护身符就是黑袍子。当然，他的这种解释只能获得一阵更为狂暴的痛打，直至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我们认定这老两口是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便把他们扔在太阳下面，让八月的烈日烤晒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我们则从居民委员会借来铁镐和铁锨，在屋里屋外砸墙刨地，寻找我们认为必定存在的那些东西——枪支弹药、变天账、潜伏特务名单。这一类东西被搜寻出来的消息在当时的北京几乎每天都会传来，给我们这些红卫兵带来的冲动和现在什么地方出土了珍贵文物所产生的轰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番如同下乡拔麦子的重体力劳动过后，除了一堆碎石烂瓦和泥土外，真正的收获就是一沓沓的人民币现金和一串串金银首饰。这家人看来不是土财主，不会把值钱的东西装到腌咸菜的坛子里埋后院或厕所粪坑底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把金银财宝藏什么地方的都有，我们组织的一个红卫兵就从床棱子里抠出几十根金条来，至于后来拍卖抄家得来的一些家具和衣服被褥时，更有人从椅子背里发现金元宝，在棉被里发现几万美元，在枕头里发现翡翠西瓜，在西装夹缝中发现五万元的存折。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在被抄家时发现藏有金银财宝，干脆把这些东西扔出家门，像我的既在中共建政前开过公司又在建政后当上了副局长的大伯父就把上百两金子趁着夜深人静时给拽到北海里去了。有专家分析说，若是把北海的淤泥清理一下，从里面筛出来的金银财宝不仅够支付清理费用，多出来的还够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

不过，在当时，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绝对是视金钱如粪土的，如今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描述当年红卫兵抄家时往自己兜里塞东西的情节完全是赋予了今天人们的行为方式。有一件事可以为我的说法作证，那就是1966年秋天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上，我作为解说员亲眼看到了被严格管制的展品是各种手枪和战刀，被精心保管的是各种地契和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而金元宝、银元、金条、美元、英镑、宝石、钻石戒指、全绿的翡翠雕件却被随便摆在一边，任人丢来扔去，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其感兴趣，更没有听到丢失的传闻。

因而，仅仅抄到金银财宝而没有抄到武器和变天账让我们没有感到过分的欣喜，反而有些沮丧，于是对那已经快被晒昏过去的老两口又是一顿暴打，以发泄没有抄家战果的难堪，当然，老两口真的就昏过去了。这时，我们的肚子饿了，生理上的需求并不考虑革命的需要，“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俗话不因震惊世界的“红八月”而改变其本来意义。可吃的东西在这个大宅子中并不少，先不说厨房里有鸡鸭鱼肉，就是从几间卧室中打开的点心盒子里的各种点心就已经让我大开眼界了，那全是稻香村的产品，我不到十四岁的生涯中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式样的点心。然而，没有一个人去吃，甚至每一个人都会以产生吃资本家家中的东西的欲望为耻辱！我们每人拿出两角钱，交到一个女生手中，让她到附近的北京站去买回一大书包五分钱一个的烧饼，然后让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送来一壶开水，守着那些色香味俱全的高级点心和龙井茶，狼吞虎咽着烧饼，喝着白开水，算是解决了肚子问题。而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学习过毛泽东他老人家关于“解放”军路过果园而不吃老百姓的果子的“最高”指示。

到天黑之时，尽管暴打和挖掘继续轮番进行了几次，可我们预想的战果还是没有出现，于是我们决定夜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盛夏的夜依然不凉爽，天上没有云，空中没有风，远处时而传来惨烈的嘶嚎，这一定是阶级敌人发出的，不值得同情。几盏电灯被拉到院子里，我们将老两口置于明亮的灯光下，任凭他们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却绝不被打动，而且还要痛打落水狗。

到了深夜时分，老两口再次昏晕过去，我们的困意也终于来临，于是一个个或坐在屋檐下或倒在土堆上，酣然大睡，我们绝不会想到那老两口若是从昏迷中醒来，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一个个掐死。当将近黎明时不远处人们的喊叫声和消防车的鸣叫声把我们惊醒时，我们委实感到了后怕，因为就在这同一条胡同里，离我们抄的这家只有几十米远的另一个被抄的地主家，那个老地主不堪凌辱，放了一把火，将自己和自己的两个老婆一同烧死。幸亏抄他们家的红卫兵们见没什么收获，提前撤走，否则将会酿成更大惨剧。这场火灾，是北京“红八月”中最为严重的事件，从这一夜以后，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于死地的事情才开始大规模爆发，被皮带抽死、铁棍敲死、绳子勒死、拳头打死、皮鞋踹死、太阳晒死、刺刀扎死的男女络绎不绝。而我们从火场回来，再也不敢睡觉，用绳子把老两口牢牢地捆住，把所有的菜刀和火柴都收藏起来，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们，生怕他们也会作垂死挣扎。

天亮之后，看确实抄不出武器之类的东西，再加上对夜里发生的事件的后怕，我们决定像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搬走地主的浮财那样把这个大院子里值钱的东西搬走，不能让这些建政前过好日子的人在建政十七年后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简单说，就是彻底剥夺他们靠“剥削”和权力得来的财产！我们出了胡同，一抬手就拦截住三辆大卡车，见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孩子，没有一个司机敢不停车的，他们对红卫兵的恐惧肯定超过了对交通警察的敬畏。我们告诉司机，去拉反动资本家家中的东西。那些司机一个个连连称是，马上把车开到了大院子门口，真正的抄家开始了。

这家人的西厢房里堆满了大号樟木箱子，查找武器和变天账时，我们已经把它们翻了个底朝天，里面全是四季衣服，而且料子都是绫罗绸缎和各种皮毛，其华贵程度起码我是前所未见。据老太太交代，这是她的嫁妆，共有七十箱，但从建政后，她就再也没穿过，那些充满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味道的式样也确实让她无法穿出门去，她很希望把这些东西破了“四旧”。这意思不用她表示，我们肯定要将其抬走，装上卡车。接着搬走的还有这家人从王府井百货大楼购买的整打的袜子、整捆的床单、成排的呢子大衣、几十款瑞士手表、法国席梦思软床、红木家具，还有什么，我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整整搬了一天时间，那三辆大卡车跑了三趟。东西都被送到西交民巷附近的一个大教堂里，那里是抄家物品的收集处。对于这些抄家物品，既不需要给被抄家人打收条，也不会向收集处的管理人员要收条，反正只要这些东西不再属于资本家就行，从理论上说，这无非是一次财产再分配的过程，是对建政后那次财产再分配不够完全的补充。当然，以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只把它看成是剥夺剥夺者的行动，是破“四旧”的一个组成部分。

天黑之前，我们的抄家行动结束了，老两口虽然伤痕累累，但依然活着，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都有动不动就打死人的勇气。九天之后，“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小将，用亲自佩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方式再一次肯定了我们的行为。又过了三天，我随着一伙高中学生南下串联，到西安、重庆、贵阳、湛江、广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不久，当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母亲被打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时候，我们家也被抄了，面对着别人抄我的家，我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