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肺炎是中共人口灭绝计划之可能性

海外自媒体“爱听不听”1月29日曝出了一个令人相当震惊的消息：正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多国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共手中有疫苗，更让人恐怖的是，该病毒是中共实施“人口灭绝”的方法，其目的就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滥发钞票问题、房地产问题、物资匮乏问题、外汇储备不足问题、中美贸易战问题等。在中共看来，通过病毒，消灭了中国的老弱病残后，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解决了。

爆料者是曾有过与中共高层打交道、了解中共内幕、现移居海外、化名穆桂英的人士，而他是在2018年听说这个邪恶计划的。据其透露，中南海老领导告诉他，中共手中其实是有疫苗的。湖北省政府开记者招待会上省长未戴口罩、市长口罩戴反、市秘书长戴口罩露鼻子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傻”和“二”，而是他们已经注射了疫苗，确信自己100%没事。

至于1月26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所言疫苗半年后或可面世，一改之前的2个月，其实是中共觉得2个月内死的人还不够。“中共自己想灭掉一半人口，现在还要持续6个月，你想想吧，这多恐怖！”此外，穆桂英指武汉新建的两所医院都是在作秀。

穆桂英亦表示，中共派系之间的斗争将极其激烈，对于老百姓来讲只能保护好自己，活着，等待时机，给中共致命一击。

相信很多人听到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第一反应大概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中共真的有这么邪恶？”而不知为什么，笔者脑中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当年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20世纪，基因概念的出现使西方某些人认为，通过操纵遗传规律来加速人类进化与解放已成为可能，而纳粹德国更是走向了疯狂，他们利用绝育、安乐死以及灭绝人性的屠杀来确保“雅利安人种”的纯粹。在纳粹德国看来，犹太血统本身就是一种遗传缺陷。因此，在二战期间，纳粹将600万犹太人、20万吉卜赛人、上百万苏联和波兰公民还有不计其数的知识份子、作家、艺术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关在集中营，投入毒气室杀害。

纳粹德国不仅在肉体上要消灭犹太人，而且还没收了他们所有的财产。1938年4月26日，纳粹颁布了《犹太人财产登记条令》，规定凡是拥有五千帝国马克以上财产的人都必须登记，犹太人的每一笔买卖都必须获得审批。“水晶之夜”后，纳粹颁布了多道命令，清除所有犹太商店，解雇所有的犹太职员，强迫犹太人变卖掉属于自己的企业和地产，并将犹太人所有的现金、证券和贵重首饰全部存入到限制户头，从而迅速而彻底的剥夺掉了犹太人对所有财产的支配权。

此后，纳粹又强制犹太人交出手中的金银珠宝、艺术收藏，并为他们指定了专用的拍卖场所。最终纳粹政府仅花费了不到十万马克就把犹太人手中仅存的一点财宝收缴一空。

八十年前的纳粹政权，为了净化所谓的血统、增加帝国的财富，将屠刀伸向了特定族群“犹太人”，在历史上制造了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八十年后的今天，与纳粹同样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共，为了解决自身危机，实施人口灭绝计划，同样是非常有可能的。

首先，中共的本质和残酷的发展史，决定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将共产党真实面目扒个精光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写道：“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纵观中共的发展历史，无不贯穿着这九大基因。中共一方面通过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泯灭人性，调动人性恶的一面。另一方面则通过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制造全面恐惧。

1949年前，中共领导人为了权力，可以在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时，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可以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之际，以延安整风为名进行大清洗，杀人无数。

1949年夺取政权后，为了消灭各种党内党外所谓“威胁政权”的力量，毛泽东发动了“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文革”等运动，几千万中国人丧命，其继任者邓小平、江泽民则基于同样目的，犯下了“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而且对于后者的迫害迄今未休。

这样的中共在当今内外交困下，不排除某些高官会提出“人口灭绝”计划，以解决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其次，从中共肺炎的病毒来源看，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这是人工改造的病毒，这也佐证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不久前，海外有自媒体援引专家的分析，指出武汉新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身上的病毒高度相似，而舟山病毒2018年由中共军方分析获得，并经过改造，具有了一定的传染性。因此，该自媒体怀疑此次中共肺炎是人为造成的，或是试验泄露，或是有意制造传染，但没想到引发失控。

而1月2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郝沛研究员、军事医学研究院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钟武研究员和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李轩研究员合作，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的论文，也证实新型冠状病毒与2003年的SARS最大的不同是换掉了4个关键蛋白，而病毒的变异或是自然变异，或是人工干预。如果是前者，换掉4个蛋白至少要经历1万次以上变异才能实现，概率极小。换言之，新病毒是人工干预的结果，这证实了自媒体的爆料不虚。

此外，近日James Lyons-Weiler博士在IPAK网站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武汉冠状病毒的源头》的文章，得出的结论是：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合中的一个新序列是在实验室被合成出来的。合成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制造生化武器病毒，也可能是为了制造抗SARS的疫苗，但是因为实验室管理不当，病毒被泄漏出来了。

而《印度大博弈》杂志（GreatGameIndia）则在发表的一篇题为《冠状病毒的生物武器——中共如何从加拿大偷走冠状病毒并将其武器化》一文中，提及了去年5月华裔科学家邱香果从加拿大（P4）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偷走冠状病毒的信息，而她当时正往返于加拿大温尼伯和武汉之间。

一个合理的推测浮出水面：中共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极有可能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改变病毒基因而产生，极有可能是中共军方研制生化武器的一种。

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月2日公开否认病毒是实验室泄露，但其却没有对上述质疑给出回应。其欲盖弥彰更彰显了背后不简单。

一个问题是中共为何要改造病毒？为何要研究生化武器？病毒是泄露还是有意投放？

美国专栏作家J．R．奈奎斯特在《计划摧毁美国反伤了自己》一文中透露，大约20年前，时任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在一次对共产党高层干部内部秘密讲话中，曾阐述了一项确保中共生存和复兴的长期计划。按照其说法，中国的人口过剩和环境恶化最终将导致社会崩溃和内战。他估计，这样的社会崩溃将造成“超过8亿”中国人死亡，因此，中共别无选择，要么美国被生物武器袭击而“清理干净”，要么中国遭受民族灾难。

由此可见，中共认为，生物武器是实现“清理美国”这个目标的最重要武器。迟浩田认为，邓小平把生物武器放在了中共武器库中所有其他武器系统的前面，当邓小平还在的时候，党中央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先不发展航空母舰，而是集中精力发展能够消灭敌国大量人口的致命武器。这大概就是中共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原因所在。

作为生化武器的病毒研制出来，以中共的邪恶程度，为了自身利益，用到本国人民身上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在中共高官的眼中不过是“屁民”而已。而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共内部博弈激烈，有人正利用超限战方式，认为释放病毒，制造混乱，谋夺权力。

第三，既然新冠状病毒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很大，中共高层不可能不清楚其危害，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采取恰当措施，以防止扩散。然而，中共的一系列所为让人高度怀疑“人口灭绝”计划并非空穴来风。

据悉，去年10月武汉就出现了病毒感染者，但官方一直没有披露。1月初疫情严重，但官方报导却是“平稳”，武汉当地仍是歌舞升平。在1月20日习近平发表讲话后，疫情才迅速反转。

1月28日，中共官媒财新网发表一篇题为《首例患者被曝未涉海鲜市场新冠病毒或有多个疫源地”的文章》。文章引述英国权威医疗学术刊物《柳叶刀》的文章内容，称金银潭医院收治的首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发病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从文章披露的内容看，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家人也未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至12月10日，才另有3人发病，其中两人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在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41名患者中，仅有27名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文章释放的信息，等于推翻了此前官方媒体的病毒来源于海鲜市场的舆论导向。

近日，大陆《新京报》也报导了1月30日发表于世界权威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的由包括中国和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内多名大陆专家撰写的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论文中提到了425名患者样本，其中透露了三大信息：1、2019年12月中旬，武汉就已经发生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新病毒人际传播。2、1月1日至11日之间，已经有医护感染，但官方未报。3、1月以后每天都有新增感染案例，但官方没有更新数据。

更为诡异的是，即便中央和武汉政府早已知道疫情严重，1月18日，武汉还是举行了四万家庭聚餐的“万家宴”，20日，还是在全国发放20万张包括黄鹤楼在内30个武汉景点的免费门票。这已经不是单单渎职的问题了，而是有意在扩散病毒，这不是在刻意杀人又是什么？

基于上述三点，中共或者中共内部有人通过投毒实施人口灭绝计划，并非是不可能，世人千万千万不要低估能做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罪恶”的活摘器官的中共的邪恶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