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运动中的大战麻雀。(网络图片)
在我经历过的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锻练身体的“运动”)中,几乎都出现过一些小花絮,它们时不时的就让我想起来了……
1、麻雀疲劳战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参与过许多群众运动,其中除四害运动中的大战麻雀还记忆犹新。
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学院组织全院师生响应西安市政府的号召,和全市人民群众统一行动,开展了对麻雀的歼灭战。其战术是在校园内及院外附近周边空地按照一定距离布满人,大家手拿各种能敲得响的器物,只要看见麻雀就不断地敲响,同时口中不停地大声喊叫,来吓唬麻雀让它们到处不停地飞,不让它们有停下的机会,让麻雀疲于奔命,直至飞不动累死,以此法来除掉麻雀。
那天早饭后,全院师生员工就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势,各就各位站好。我记得在大家进入“阵地”时,在校园里还能看见不少麻雀和其他飞鸟,有的在树上,有的在房顶上,有的在电线上,有的在空中盘旋,还有的在地上蹦跳,还能听到叽叽喳喳的叫声。后来响声四起,麻雀们就惊慌逃窜,漫天飞舞。大战麻雀那场面真是热闹非凡,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还夹杂着敲打各种响器之声,这些杂音噪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麻雀疲劳战还真的挺灵,过了一段时间,不少麻雀便先后摔落在地上,一命呜呼,有的落地后挣扎了一会还是断了气。随着时间的推移,麻雀越来越少。到了下午,校园内的响声只是偶尔能听到,也就是说在我院负责的范围内麻雀基本上绝迹了,不仅是麻雀,什么飞鸟都不见了。鸟语花香的校园,只剩下一点花儿了。
再说说那天消灭麻雀的人们,也不比麻雀轻松,大家一直站立在岗位上,只能偶尔蹲一蹲,或席地而坐一小会,敲喊之声虽然时断时续,但是神经始终绷得很紧,一天下来,头昏脑涨,口干舌燥,手臂酸软,腰酸腿疼。中午只能吃点干粮,喝点白开水。最艰苦的是待在屋顶上的人。我们学院的主要楼房都是多层建筑,屋顶都是红瓦坡顶,他们在坡顶上站着是危险的,站不稳就会滚下去,要小心翼翼地坐在那里,能骑在屋脊上的算是保险一点。建工系的一位男同学临近中午时,一不小心就从屋顶上滚了下去,幸亏大楼旁有个毗连的平顶单层小房,他落在那上面没有被摔死,只是一条腿骨折。
那天直到傍晚才结束了麻雀疲劳战,不能说战果辉煌,也还是捡到了不少死麻雀。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生物学专家在报纸上为麻雀翻了案,说麻雀不是害虫,就从四害的名单上除掉,把臭虫填补到四害之中。
此事不知摔伤腿的同学有何感想?
如今,每年四月一日,是国际爱鸟日,这算是人类对鸟类的残害的忏悔吧。鸟类在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中是有其一定作用的,它们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野生动物,让我们人类给鸟类一点爱心吧。
2、学院大种蔬菜
上个世纪咱们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人祸),我们学院教职员工为了减少饥饿增加点填肚子的东西,就把校园里的花坛等空地,都种上了蔬菜,校园变成了菜园。一位副院长较长时间离开学院外出办事回来,一看校园变了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召集各系负责人员说:“堂堂高等学府,到处种了白菜萝卜、茄子豆子,像什么话?限你们三天时间,全部给我拔啦,重新恢复原貌,校园就应当是花园。”正当大家拔菜时,院党委下了命令停止,并对那位副院长进行了处分。这样一来,不仅没恢复校园原貌,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发动群众见缝插针大种蔬菜。
我班团支部书记安排几个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男同学,利用我班专用教室的讲台侧边到窗口的一片地方,抬来一些土并用砖头围砌好,做成了一块菜地,撒下了种子浇了水。种子发了芽之后,他们觉得菜苗生长太慢,于是有一天,他们弄来了大粪,浇了上去。那天早晨同学们进到教室时,室内臭气熏天,无人愿意进去,浇粪的同学笑着进去打开了所有门窗。后来上课铃声响了,大家只好进去。
坐在第一排临近小菜地的几个女同学,捂着鼻子哭笑不得,这时教我们建筑施工的老师进来了,他用眼光扫了一下小菜地,轻微的皱了一下眉,朝同学们点了一下头就开始讲课了。老师轻微的皱眉同学们都看见了,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偷偷在笑。若是别的老师就会说些什么话,然而这位老师不会,他上课从来都很严肃,没有一点幽默感,但是他讲课有一套技巧,同学们都听得明白记得住。
这堂课这位老师是受害最深的,但他讲的还是很认真。这和他当了右派不无关系。坐在浇了粪的小菜地边上的几个女同学,几乎什么也没听进去,她们说连气都不敢喘,差一点就要憋死。对于教室内种菜的做法,她们当时虽然没说污染空气之类的话,也没有人敢反对,但是,这是她们难忘的一课,在我们毕业后四十余年的那次同学会上她们还提起了这堂闻粪课。
学院大种蔬菜是有点效益的,我们全班同学吃到了一些自己种的菜,还举办了一次南瓜宴,不过,在教室里种的菜却全部没能成活,因为这样做只是符合“见缝插针大种蔬菜”运动的要求,并不符合蔬菜生长的条件。
3、植树节栽树
上个世纪的若干个植树节(3月12日),我们设计院和其他单位一样,都要花半天时间去栽树。我们单位植树的地点,是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山坡上。第一次去那里栽树我就去了。
我们每次带着植树工具去到那个山坡时,已经有我院工人将树苗送到那里,并已用白灰定好树苗们该栽的位置。我们只管挖坑、立树苗、盖土、浇水,完成后就返回,那些树苗的死活就不管了。
记得第三次去植树时,有人问:“这回到哪里去植树?”管事的说:“老地方。”我就不明白了,上次去栽树时,我就发现那片地的面貌毫无改变,还是一片荒山坡,我们重复了第一次的做法又栽上了树苗。这一回又去重复劳动?
果然还是老地方,还是旧貌。我们栽的树到哪里去了呢?我在坡下见到了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我问他:“老师傅你家住在这附近吗?”他说“是的。”我说:“我们在这片地栽过很多树,怎么只剩下这么几棵了呢?”他说:“你们栽的那些树苗没栽好,过后又不管了,本来这块地就不怎么好,所以就活不了,枯啦,就叫老乡捡去烧火了。”果然如我所想,我们只是走个形式,象征性的植树,所以每年植树节,都去老地方,年年栽树苗,年年不见树。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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