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恶！红卫兵“破四旧”都干了啥？(图)

文革中红卫兵疯狂的、颠覆的、愚蠢的破坏性举动，人性之恶不断地被激发和利用。（网络图片）

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暴虐狂潮，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

“文革”中，一群中学生们“停课闹革命”，他们打死同学（“黑五类”）、打死老师，破坏传统，破坏文物，挖人坟墓……如此疯狂的、颠覆的、愚蠢的破坏性举动，人性之恶不断地被激发和利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无产阶级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破四旧”被称为毛泽东发明的“文化专政”，即“文化领域的专政”，以反对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换言之，“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画家”、“文物”都是“牛鬼蛇神”。丁抒在《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中论述：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红卫兵是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就是破“四旧”。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打同学打老师

据王友琴《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1966年8月4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在1966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确，即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词未曾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但实际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谈话中。

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其中10人出身于“有问题”的家庭，属于“狗崽子”；有10人来自“革命家庭”，大多为高级干部的孩子，是“红卫兵”成员；另外20多人的家庭属于“不红不黑”，当时填在表格上属于“职员”之类。开斗争会的时候，10名“红卫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这10个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有人动手打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并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混蛋”一词，来自当时贴得到处都是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初二的学生15岁。其中一位挨斗者后来说，这个斗争会对她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一天以后，生活对她来说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同一天里，不仅仅是她的班，这所学校的其他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会。

就在同一天，该校的老师也遭到了暴力“斗争”。这所学校的另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打伤后回到家中，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个教员，不过像打死一条狗。”她有预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能不到学校去。结果，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打斗了5个校级领导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三位副校长（当时正校长缺）和两位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他们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被带钉子的木棒打、被开水烫、被迫用手抠厕所的脏东西、被罚挑重担子……。这所学校当时有1600多个学生，虽然参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数已经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卞仲耘老师带着满身伤痕死在学校操场边的学生宿舍楼门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伤。

尽管卞仲耘老师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直接报告到高层领导人那里，但是未见他们派人或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力杀害。相反，随着文革领导人物及报纸广播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美，暴力迫害继续扩散升级。

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暴力杀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后，北京又有一批老师被学生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死者总数至今不详。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甚至被打死。王友琴指出，制造、纵容、默认这些无辜者的死亡，是社会道义和良心的大丧失。按照北京市的统计，在1966年8、9两个月中，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实际数据可能远大于此。而且这种“革命”运动漫延全国，是一个允许用群众暴力来处死人的黑暗时期的开始。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

砸佛像涂壁画

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无不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惨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洗劫。

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

一千万户被抄家焚烧书画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只得忍痛割爱。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

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鎯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俱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