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动鸣放实为整肃异己 京剧名角遭殃(图)

京剧《游龙戏凤》剧照：马连良饰正德帝，李玉茹饰李凤姐。马连良在文革中被批斗含冤而死。（网络图片）

提要：中共鼓动人们鸣放提意见，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整肃异己。谁都怕当右派，会上没人敢讲真话。京剧名角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三人，划为右派份子，挨整遭殃。

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吹拂”之下，人们进入了1957年。那些肚子里有玩意儿的名演员，从心底生发出一股冲动——诉说的冲动，表达的冲动，登台的冲动。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与会者既有党内干部，也有党外人士。会议用了三天半的时间进行大会发言，共有61个人登台讲话。其中，曲艺界的曹宝禄和京剧演员李万春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意见。李万春反映在戏曲剧团工作上，存在“重公轻私，重大轻小”的现象。他说：“国家剧团收罗大批人才，编演新戏是他们的专利品，但优秀演员一年到头不演戏。对国营剧团辅助多、宣传多。庞大的开支是靠国家养着。”

李万春还觉得政府对民间职业剧团重视不够，舆论界也不怎么介绍。“小剧团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和劳动，才凑出一笔广告费。结果，广告往往被放在‘寻人’或‘启事’栏内。演出上一有毛病，指责也受得多。所以，演员每演一出戏，都要捏着一把汗。”发言的最后，他特别强调：“我的意思决不是把大剧团（国家剧团）和小剧团（民间职业剧团）对立起来。我主张在组织上可以分大小，在艺术活动上不要分大小，大小剧团可以相互往来，互相支持。”李万春的发言赢得掌声一片。会议的主办者和与会者，一致认为李万春的发言很好。《北京日报》在4月18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题目就叫《重大轻小，重公轻私》。

彭真：要放手放，放手鸣

会议的最后，彭真到会讲话，他说：“怕放、怕鸣的人都是怯懦的人，是没本事的人。我们要欢迎齐放、欢迎争鸣。”“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台下听众2800名，个个热血沸腾。

5月11日，中国京剧院的主要演员叶盛兰、叶盛章、杜近芳等，在《人民日报》举行的京剧界座谈会上，揭露中国京剧院存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干预艺术创造，机构庞大，演员“窝工”等现象。

鸣放变反右 无人敢讲话

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在戏剧界第一个受批判的是张伯驹，接着，是吴祖光。继他们二人之后，便是李万春了。

北京京剧团在上级的布置下，召开了批判李万春的大会。马连良不仅必须出席，而且必须讲话。因为李万春是他收的第一个弟子。会前，上边已经跟马连良打好招呼，一定要 “立场鲜明”。会上，他听这个批判，等那个讲完，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眼看着大会要收场了。实在没法子，他把牙关咬紧，鼓足勇气，上了台。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可讲了两句，就没词儿了。满肚子的戏词儿，也都派不上用场。一向从容自如的马连良，感到从未有过的尴尬和慌张。他急忙忙下了场，下场时还按老规矩，给大家深鞠一躬。

散会了，走在了最后的李万春，觉得袖子被谁拽了一下，抬眼看来，却是马连良。从递过来眼神里，他判断马连良有话要说，于是跟在了后面。出了门，过了马路，爷儿俩一同钻进了马连良的小汽车。司机按照吩咐，一直把车开到了坐落在李铁拐斜街的鸿宾楼饭庄。马连良走在前，李万春跟在后，进了个单间。马连良自以为这顿饭吃得谁也不知道。其实，上边早派了人盯梢。很快，领导找马连良谈话，马受到严厉申斥。

在民间职业剧团，艺人之间的师徒关系、亲戚关系、师兄弟关系很多。故而，彼此不肯提“意见”，甚至相互“包庇”。这样，北京市文化局根据民间职业剧团的情况和艺人的表现，决定在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对戏曲界的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辩论。他们选择的大辩论的试点单位就是集中了全国最多名演员的北京京剧团。大辩论从10月11日开始到11月12日结束。谁都怕当右派，会上没人敢讲话。这可苦了身为团长的马连良。

外行能否领导内行？

辩论分三个题目。一个题目是让大家就“外行能否领导内行”问题澄清认识。艺人知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右派份子的言论，于是，有的说：“现在咱们这儿没有内、外行的区别了。”有的说：“只有共产党是内行，我们都是外行。”还有的高声喊：“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辩论的另一个题目是 “要不要思想改造”。说到这个问题，艺人的话就多了。有的说：“我们不需要思想改造，就是改造也不要长期改造。如果长期改造，就和犯人一样了。”

“民间职业剧团的方向”是辩论的最后一个题目，领导以为这个问题会有争论，恰恰对这个问题，艺人的看法很一致：剧团的方向就是争取改为国营。国营的好处在哪里？担任副团长的张君秋说得好：“李万春是右派，被斗倒了，没人给钱了，因为他是在民间职业剧团。叶盛兰也是右派，但是在国营剧团里照常拿薪金。李万春的罪行上报纸了，叶盛兰的罪行没登报，这也是国营的好处。”

鸣放者被划“右派”

这些“糊涂”认识，也被有关方面作为“内参”汇报的重要内容反映上去。1958年，到了反右斗争的收尾阶段。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三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李万春调往内蒙古，叶盛兰留在中国京剧院，叶盛长则成了劳教人员。马连良没有划右，但有人传出话来，说：马连良在反右运动中，多亏彭真的保护和关照，才涉险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