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右运动海报。（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刘正，你已定为右派，准备接受批判罢！”这是1957年秋一个晚上，水口山二厂支部书记肖某在我举行婚礼的前夕来通知我的，脸上露出猫捉住耗子在咬死前戏弄一番的得意神色。
C老师是一位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曾遭遇过不幸的善良女性，在市内的干部业余学校工作；我则是初次尝到爱情美酒的大龄青年，任教于近郊合江套的水口山二厂职工业余学校。我与C的婚姻关系在整风反右前即已确定，肖某每次见到我总是皮笑肉不笑地向我“讨杯喜酒喝”。
在已定我为右派后，他不露声色，硬是挨到最后一刻才给我猝不及防的一击。当时任工会主席后继任书记的李爱民向我透露：肖某曾对他说，那么做是一种“斗争艺术”。第二天我迟迟不进城，女方那边的人不明原委，一个劲打电话来催。挨到下午，我想这件事是瞒不下去了，唯有向C说明实情，解除婚约。孰料当我步行到C所在学校时，一大帮子人不由分说，推推搡搡簇拥我上婚礼台。我昏昏沉沉，不知闹哄哄的人群在说些什么，傻乎乎地站在台上，只盼这场闹剧赶快收场。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肖某竟也在宾客中，而且坐在前排，正欣赏着他的斗争艺术的杰作——耗子在猫爪下痛苦挣扎的实景。婚礼终于结束了，我走入“洞房”立即对C说明情况，并提出为了她的前途，我们必须终止关系，断绝往来。可怜的C六神无主，啼哭不止，而我又太软弱，不忍离去，勉强留下了三天。如问我在这三天中有什么感受，那就是体验到了死刑犯人在临刑前的心境。三天后回到厂里，等着我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磨刀霍霍的批斗会。其内容不外两条：
一是“仇恨新社会，幻想蒋介石卷土重来。”其根据是我于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蒲阳的空军幼年学校读过书，毕业后在杭州学过飞行。殊不知这一切是我父亲安排的，而他老人家是几十年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民主人士。我自幼在他影响下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空幼”的教育长汪强及多名老师均是有“进步思想”的爱国者。抗战胜利后我学飞行，父亲告诉我，“有朝一日你可驾驶飞机投奔解放区”。
二是“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实际情况是：大鸣大放期间，厂里设了大字报代写处，要我为文化低的工人代笔。工人们响应号召，鸣放的积极性很高。工厂实行三班倒，代写处日夜门庭若市，弄得我写个不停难有休息。反右开始了，中央规定不在工人中划右派，于是我这个教师就由奉命代笔变成了当然右派。我被定为“极右”，受到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在婚假三天后我与C即被隔离。牛郎织女虽然“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毕竟还有七夕相会，而我们却从此永远分离了。我办了离婚手续后去劳教所四年，以后回厂养猪十余年。多年与猪为伍的离群索居的生活养成了我的孤僻性格，改正后亲友劝我尝试“老年婚姻”，我一概谢绝了。如今已七十有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我不以为苦。“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刻骨铭心，太可怕了。
“他生未卜此生休”，我不敢再与恋爱婚姻结缘。
三天的新郎！
我毕竟还是当过新郎的啊！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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