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的他跪在台上替老师挨批斗(图)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网络图片）

1966年6月，陈寅恪成为中山大学首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红卫兵可以不分昼夜，随时闯入他的住宅抄家，在室内墙壁、床头张贴大字报，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批斗。高音喇叭甚至整天对着陈寅恪夫妇卧室的窗户，喧嚣叫嚷，不绝于耳。到了1968年初，红卫兵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骚扰，派人上门通知说，明天要在礼堂批斗陈寅恪，要他准时参加。陈先生已经78岁高龄，双目失明，体弱多病，因股骨颈骨折已卧床6年。红卫兵对此毫不理会，宣称不能行走就抬到现场。并威胁家人不得阻挠、拖延。

像这种做法，明摆着是要夺人性命。陈先生一旦被抬到批斗会场，必然凶多吉少，很难活着回来。

第二天早晨，天色阴沉，气候寒冷，家人替陈寅恪穿好棉袄棉裤，为防冷风从腿部进入，又拿裤腿扎紧，尽量做到保暖。护士朱佩贞不顾自己可能受到牵连，表示愿意尽医务人员的天职，全程陪护陈先生挨斗，以便保护好病人。陈先生两个女儿也做了分工：次女小彭去大礼堂现场观察，幼女美延留守家中陪伴衰病的母亲，以防发生意外。就在此时，突然接到通知：暂不抬陈寅恪去现场，叫他就留在家中，仔细听好喇叭里播放的批斗内容。

大家这才松了口气，以为是红卫兵天良未泯。直到小彭去现场看了情况，才知道事情真相。那天，小彭带着口罩，来到大礼堂窗外，窥视里面批斗的情形，只见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和历史系教授刘节，分别跪在台上。斗冯时高呼口号：打倒包庇纵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走资派冯乃超！

这场批斗会，原本是批陈寅恪和冯乃超的。刘节教授听说后，找到红卫兵头目说，愿代老师接受批斗。头头问他为什么？他说，陈先生是我老师，学生替老师挨斗，义不容辞！

批斗大会结束时，红卫兵问刘节有何感想，刘教授昂然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非常光荣。此言一出，当即招来红卫兵一顿猛烈密集的拳头。

陈先生夫妇和陈家姊妹得知此事后，大受感动。刘节虽然是陈寅恪的学生，但两人年龄相差只有10岁。当天跪在台上代替老师挨斗的刘节，实际上已经是68岁的老人！这要多大的勇气和道德力量，才能让一个人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刘节是陈寅恪弟子中，最能坚守道义、秉持气节而终生不渝的学者。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许多都是陈寅恪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学生，如梁方仲、吴宏聪、高华年、赵仲邑等。尽管他们也在遭受批判，一遍又一遍地检讨，但他们始终保持良知，没有批判自己的老师，更没有卖师求荣，落井下石，反而时时关注和照顾老师。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坚守道义，陈寅恪的另一些学生，甚至最有可能成为陈氏衣钵传人的周一良与金永熙，却在批陈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为表明自己的革命性，两人竟然将批判矛头对准了自己的恩师。

两相对比，刘节无异是道德良知的巨人。他1926年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此后一生，刘节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完整地传承了陈寅恪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气节和人格。

1949年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任教。52年院校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当时任中大历史系主任，是陈寅恪的“领导”，但只要有空，刘节夫妇都会上门拜望师父师母。平常信函往还，陈寅恪称刘节“子植兄”，可只要到了逢年过节，刘节上门拜望陈寅恪，都要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毫不含糊。

治学上，刘节更是遵循老师教诲，主张求真、自信，绝不因外部的压力而动摇不定，随波逐流。

1950年代，举国上下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纷纷忙于检讨、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唯恐不能尽快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对此刘节公开表示：“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

1958年陈伯达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在全国掀起批判厚古薄今的浪潮，刘节在批判会上发言：“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都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这些观点，无论过去现在，都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

1963年，中华书局从全国抽调专家赴京从事《二十四史》的整理，刘节在其中参与校点《旧唐书》的工作。刘节认为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说：经过了这么多次运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把政治空气搞得那么紧张，谁受得了呢？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的这番话不被当时所喜，书局于是借口他的校点稿有问题，同他解除聘约。刘节一笑置之，昂然而去。

文革时期，刘节先后遭受过60多场批判，被抄家、戴高帽、剃光头、遭殴打、罚劳改。面对艰难处境，刘节毫不屈服，一如他的名字，铁骨铮铮，气节凛然。刘节认为知行理当合一，他说：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只要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就会发现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

1977年，刘节辞世，留下丰富著述，其中《中国史学史稿》，被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为“必传之作”。

行文至此，想到范仲淹写的《严先生祠堂记》。东汉人严光，高风亮节，为后世敬仰，范仲淹称颂其“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