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欠下的半个世纪巨债何时还？(图)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网络图片）

发生在1957年，被毛泽东称做的“反右运动”，史称“五七”事件，因伤及数百万知识群体，对中华民族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化所造成的惨痛后果，至今没有被清算，只由中共后继者对它的受害者，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进行了“改正”，但对这段历史责任却没有任何交待，对受害人长达二十三年的工资拒不支付，对受害人所受残害及后遗症未给任何赔偿。共产党欠下受害人的半个世纪巨债何时还？

那次“阳谋”的受害人，大部分都在几十年残酷而漫长的折磨中死去，至今所剩寥寥无几，作为侥幸残存的受害人，我至今都没找到该用那一天作为这次运动的标志？该向谁讨回公道？该向我们的后人作怎样交待？

自古至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就有“盖棺论定”的原则，毛已死去几十年了，执政的中共对他只有一个“功过三七开”的说法，对那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一直讳莫如深，并没对他作任何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难道历史还没有到清算此人罪恶的那一天？

若用中华民族秉笔直书的传统史观看这段历史，用它留下的斑斑血迹，和我们曾付出的牺牲来评价，是不能仅仅用补偿欠我们二十三年工资了事的，对它的始作俑者已到历史审判的时候了。

因为在他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六十三年期间，不仅丧权辱国，制造饥荒，冤狱国中，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正常运行，破坏中华数千年形成的文化道德，堪称罄竹难书！历史会公正的承认这点。

回顾

现在我仅想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从新翻开历史的记载，再谈几十年前的旧事：

“五七”事件的依据：从中共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上录用的有关这次运动的文章来看：

1957年3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提到了知识份子问题，并提出关于百花齐放中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接着就按照这六条标准，将他原先“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风”的运动，变成了“急风暴雨的整右派”运动，对照已公布的宪法，“反右”首先就是违法的。

1957年5月15日，毛发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以“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正式创造了资产阶级右派帽子，并用上述六条标准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把全国处于弱势的几百万知识份子无缘无故“坑掉”，完成了复辟独裁专制，建立一个不称皇帝的“帝国”梦想。

为了人为制造无中生有的紧张空气，5月25日国民党民主建国会中常委卢郁文在呜放大会上的发言，和同时收到一封带有子弹的恐吓信，成为图谋已久的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信号弹！

毛称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信号。他说“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为了拉那些暂时没被他抛弃的“党外人士”作为“反右运动同盟军”，他首先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会上，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写了一封长信作为书面发言，信中学着毛当时定的调子说：“革命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

7月13日，宋庆龄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她说：“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

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理解和支持。

1958年3月16日，这批大名鼎鼎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这是第一次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上开的效忠会，比后来文革中红卫兵的效忠会差不多早8～9年！

以后大陆上，媒体上所有发表的文章，无不根据这些名人的模式和措辞炮制出来。

从“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一系列的“洗脑”使毛泽东和中共整肃知识份子的一贯策略得逞：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后再利用“极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后利用“右翼”倒过来整“极左翼”……如此循环不已，在不断地革命混战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绝对权威和统治地位。

可悲可叹的是：参加斗争右派的人中几乎无人在当时看穿毛泽东的权谋。公开给以截穿，结果被斗的“右派”被参加批斗会的“打手”（多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组成）分而治之，（甚至公然违法，拘禁并围殴被斗人）使他们毫无申诉余地，更失去了自卫能力，糊里糊涂戴上了“右派”帽子，随着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在“打手”们押解下，接受奴隶般的“劳役”（参见我写的）。

值得指出的由于毛长期洗脑，使当年左毒害人害己，当初很多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向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事实。

不意识到被历史证明了的左毒的危害，难免还会和魔头共舞，最终害人害己。害己很遗憾，害人很可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使一心想登上帝位的毛泽东窃喜，于是他索性丢掉了一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时戴上的“善意”假面具，杀气腾腾喊道：

“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毒草和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毛看到当时的知识份子原来如此“一盘散沙”，窃喜之余才在这年六月八日抛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

有人说，到了5月15日，事情超出了他的预计，老毛产生警觉才写了“整风”失控，才导致“反右”。

为了说清当时的形势，我们不妨可以看看他给党内下发的文件是如何说的：

“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

“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

上面三段话都是中共内部文件，实际上，这还不够，这边下暗桩，那边又在外面继续放风，比如5月17日发表《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就是继续鼓动知识份子多说反对话，好收集证据，以便“秋后算帐”一网打尽。

上面说了老毛并没有对中共党外人士的言论有丝毫“失控”的感觉，就在6月6日“匿名信事件”爆发那天，他还在下达内部文件要求中共党员沉住气，等待“时机成熟”，大家也许从来没见过如此能沉住气的毛泽东。

而且，从《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气势顿时为之一变，其中以6月10日发表的《工人说话了》开始，对“右派”进行了排山倒海的“反驳”，这和“匿名信事件”之前的沉寂相比，雨后的笋子都没有冒得这么快，毛泽东当年的杀机可谓“昭然若揭”！

再来看媒体在“反右”之前表现出来的究竟是不是“失控”？老毛说过，《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怎么会“失控”？《人民日报》是中共的阵地，在中共的阵地上，有意发表这些言论，决不是“失控”？

以上就是1957年大陆的政治环境、毛掀动“反右”的图谋、知识份子队伍大致状况。可以说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被整的知识份子属于一批政治盲人，他们是中国独裁政治狂人阳谋的牺牲品。

沉痛的教训

我们对毛泽东认清以后，才可以认识他接着提出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反右以后大陆形成的万马齐喑政治局面，为毛创下了独裁统治的政治基础，为了建成这种社会，他从斯大林那里不但找到独裁的法西斯统治手段，建起遍布全国的“下水道”，他照搬苏联，建立了一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农业实行集体农庄，工业上建立国有化，作为独裁统治的经济基础。

藉着“反右”运动造成谁都不敢说话的政治形势，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层二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随着站在经济建设总指挥的位置上，提出了“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三面红旗，想用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实现他那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狂人梦呓！

然而，经济是硬指标，凭苏联模式建起来的人民公社，可不像他整人那么可以驾驭得得心应手！地上收回来的庄稼，粮仓里的存粮，老百姓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物资，可不是靠阴谋诡计能换来的！

毛泽东终于在经济建设中暴露他原是一个一无所能的庸人，他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提出的“稀秧密植”，用华罗庚的计算作他的“卫星田”里放“高产卫星”的依据；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所提出的“土高炉”炼铁，以及他在以后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无不暴露他那不学无术的根底。成为史学界的“笑料”。

正因他的不学无术，和强烈的忌妒心，才会对先进的科技文化一律否定，制造批判资产阶级的名言，别有用心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总是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连月亮都是西方圆。可见其专横跋扈到了什么程度。

不管是用“天灾”还是把原因归咎于农民的“落后”，抑或归罪于“苏修”的背信弃义，都无法交待大陆庶民在他的大跃进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罪责！尤其是无法阻止“众叛亲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