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理周恩来。（网络图片）
提要：这个所谓的“反共救国团”案，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特大冤案。下边因牵连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众难以计数，从而成为对立派及军方屠杀造反派的堂皇借口。当时亲历会场“四･二二”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整个主席台上的人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
“七･二五讲话”中央定性
所谓“七･二五”讲话，即《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时间是1968年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出席接见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富治（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被接见的是广西两派“联指”（保皇派，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广西“四･二二”（造反派，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来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以及广西驻军的部分干部。
在长达五小时零十分会议上，中央首长的通篇讲话，充满了对广西“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其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中少有的。完全角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
比如，讲话中说到南宁大火时，有这么一段不容分辩、帽子与棍子齐飞地训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话。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他们放的。
总理（周恩来）：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廿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二百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1）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亲历会场“四･二二”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2）
这个“七･二五”讲话当年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作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影响极广。虽然这个讲话只是针对广西造反派的问题而作，但却成了对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起着非同寻常指导作用的“重要指示”。曾几何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倚仗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造反派摆在了“革命物件”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历史垃圾。
“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 分团在广西
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广西‘四･二二’）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
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是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这个所谓的“反共救国团”案，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特大冤案。广东“旗派”和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头头被诬陷为“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下边因牵连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众难以计数，从而成为对立派及军方屠杀造反派的堂皇借口。
对广东“红旗”派的打击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
黄永胜说：“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
武传斌，文革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文革中任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队及广州红旗司令部、广东红旗派负责人。1967年1月领导了广东省夺权。2月下旬领导了红旗派冲击广州军区行动。是广东地区激进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据称当时广东有这样的传言：“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中大文革看武传斌。”
1968年2月22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任常委。6月初领导了对“东风派”中山大学“革委会”的进攻，两派大规模武斗持续至中旬，因“东风派”的“郊贫联”调动大批农民前来增援，中大红旗才撤除了对“革造会”的包围。
6月30日，武传斌率一百余人冲击广州铁路分局火车站，强行乘车赴京“告状”。到京后住于北京航空学院，于7月17日在清华大学，18日和19日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造反派会议，即所谓的“北航黑会”，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会议。
注释：
（1）“七･二五”讲话，是1968年7月26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办公室（广西“联指”）记录整理印发各地学习。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印刷厂105红印兵团翻印的版本。
（2）《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钱文俊《华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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