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血不是水 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图)

1951年美军155mm自走炮在向汉城北部开火。（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对“抗美援朝”的认识逐渐拨乱反正之后，以为自己知道了朝鲜战争最血腥的史实，不再会感到震撼了。但读到刘家驹回忆亲身所见所闻，还是惊心动魄：处决掉队士兵，灭口朝鲜向导，强抢朝鲜老乡活命粮，掏死去战友心肝充饥……尤其是他最后讲的惊悚故事。

老高按：我听多人讲述过朝鲜战争——不包括我父亲，他一个字也没跟我说过，虽然他作为当时已经有一定口碑的外科大夫，曾奉命率领一支抗美援朝医疗队到接近战场的地方救护伤员。现在回想，我感到奇怪，更感到遗憾。

魏巍写过特写《谁是最可爱的人》，长期作为中小学语文教材，也长期成为我对朝鲜战争的固定印象。动摇这一印象的，我记得，最早是70年代初期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我们由《武汉文艺》杂志主办的创作学习班的宿舍里讲过许多抗美援朝故事。我已经忘记了此人的姓名，只依稀记得他姓张，名字中好像有个“九”字。他很有讲故事才能，不过在当局奉革命样板戏“三突出”原则为圭臬的形势下，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写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几十上百万字，却都胎死腹中，无一问世（不知道后来他是否有作品发表？）。这位时年五十岁上下的无作品业余作者，讲起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经历中的故事，却绘声绘色，尤其是讲起志愿军官兵的性苦闷及化解之道，听得我们年轻人目瞪口呆。当时我已经读过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得知路翎为写这篇志愿军和朝鲜少女的爱情故事，遭受了多少苦难。但与这位业余作者仁兄讲述的情况比较，路翎的文章实在是太浪漫化、太理想化、太文人化了。

后来我又听好几位年长朋友讲过朝鲜战场的遭遇，其中有的后来是人文历史领域的专家；我读过前志愿军张泽石、程干远等人的回忆录，读过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当然更读过沈志华等学者的专著。我对朝鲜战争的认识，经历过拨乱反正，逐渐立体化，清晰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朝鲜战争最血腥、最惨烈的史实，不再感到震撼了。但读到刘家驹所写的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还是深感惊心动魄：对其他部队掉队士兵的处决，对朝鲜向导杀人灭口，强抢朝鲜老乡的活命粮，掏死去战友的心肝充饥……尤其是他最后讲的那个故事：为给祖国慰问团“表演战争”，结果报销了几十位官兵的生命，事后还差点枪毙了奉命指挥“演出”的副教导员——读来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不要对我说，所有残酷的战争，都会让人性退回到野兽的本能。不要对我举例，还有某某战争更血腥、更令人发指。可能确实如此，但朝鲜战争，因为多种原因而格外牵动我们的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是我们的父兄所投入的战争——而且是不义的战争！

特此转载，与各位分享。

去年7月31日，86岁、病重多年的刘家驹去世了。“去世前刘家驹和老伴住在北京西三环一个解放军干休所，他的很多邻居都和他一样，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后又在总政治部工作过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说，朝鲜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新闻里的神秘国度，而是一个会唤起战争惨痛记忆和强烈情绪的符号和印记。”《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么报导。

刘家驹1931年生于重庆，1949年，念高二时自愿参加了12军35师军干校。1951年，20岁的刘家驹随部队入朝参战，刘任文化教员，管理挑夫班，负责一所野战医院的尸体掩埋，后加入炮兵营任副排长。他经历了伤亡惨重的第五次战役，成百上千志愿军官兵在他眼前被美国炮火吞噬。

回国后，1972年调往北京，加入总政下属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接触各时期的党史、军史和党政军各界人士。1991年退休后加入《炎黄春秋》，从事军史写作，后成为杂志副主编。《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导说，“刘的军史写作涉及林彪和朝鲜战争等话题，也以其与官方史料的背离而知于公众。例如，他在走访了近百名知情人后，认为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外逃事件中是无罪的。而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较为人知的一篇是2000年前后在网络上发表的《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文章细节所体现出的战争残酷令人吃惊。”

以下所转载的刘家驹文章，只是他发表的文字的一部分。有机会我再推荐其它部分。有兴趣的读者，也可直接在网上找到。

朝鲜战争对中国半个多世纪国运走向的影响，迄今不少人可能认识不足。记得我采访中共党史专家阮铭，他就认为，毛泽东对未来中国设计的路线，是经朝鲜战争才决定性地偏移的。

少年时读过一部好像是苏联的长篇小说，作者与内容统统都忘掉了，只有书名牢牢铭刻于心：——“人血不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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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刘家驹

一

1950年秋，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七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七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拚死拚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米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二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拚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三

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筒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份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