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堪称之为国魂,流芳千古,影响深远。(网络图片)
屈原执着地追求理想、追求真理,为楚国的发达强盛而奋斗,而决不向恶势力和小人低头。他年轻时作的《橘颂》,便是这种志士的象征。屈原以此为明镜,照着自己艰难地走完人生的历程。屈原生前,从来也没想过树立自己的什么形象,只一心按照自己想像的榜样去做。然而后人却把他当作榜样,当作爱国志士的楷模,特别是在艰难困苦之时,国家危难之际,更将屈原和他的作品作为精神支柱。
司马迁在含冤受腐刑之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鼓励自己,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巨著,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唐代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改革政治失败后,被贬任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写了《吊屈原文》,寄讬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学习屈原正道直行,“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
北宋大文豪苏轼,仕途失意,屡遭打击,他对屈原十分钦佩,《屈原塔》诗表达了他的崇敬之情:“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烈。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到了南宋,由于民族危机深重,以屈原为榜样的志士就更多了。陆游、辛弃疾、张孝祥、文天祥,都曾写诗表达他们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尤其是文天祥,他写了《端午》、《端午初度诗》、《端午即事》、《端午感兴》。从《端午初度诗》看,他也是五月五日生之人,因而对屈原倍觉亲切。在诗中他表示,将以屈原为榜样,救国不成即殉国。他最后被元军俘获,刚强不屈,终于含笑就义。
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曾在《大哀赋》中明确表示要追随屈原,结果为抗清献身。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发愤著书,写了《楚辞通释》以寄讬民族情感。
清代,“一天风雨写《离骚》”的谭嗣同(《莽苍苍斋诗・画兰》),痛骂“楚怀本孱王”(《秋瑾集・吊屈原》)的秋瑾,最后都以为民族献身的壮举实践了自己追随屈原的誓言。
这里有一个现象,凡是忠心为国、敢赴国难、舍身殉国的志士,几乎都是屈原的崇拜者。
屈原追求一种完美的人格。他正道直行,忠言直谏,不媚上,不谄谀,爱高洁,喜修饰,不随波逐流,不向恶势力低头,更不同流合污。屈原的人格是美的。
然而美,并不等于完美,世间完美的人格是没有的。屈原的人格也有缺陷。他有些孤高自傲、孤芳自赏,难以合群;他自诩独醒独清,视世人和万物皆浊。他的诗人气质太浓太重,缺乏忍耐心、缺少宽容。
但屈原确确实实成了人格的典范。汉人发现了屈原的爱国思想而并未高度重视,他们主要是推崇屈原的志向和人格。贾谊钦佩屈原的志向,淮南王刘安赞扬屈原“志洁”、“行廉”,司马迁为屈原的为人所感动,王充佩服屈原的洁白,王逸颂扬屈原的“清高”、“清白”。后代在赞颂屈原的爱国精神时,常常也赞颂他的人格。批评者也主要是从人格方面指责。如写《汉书》的班固,批评屈原“狂狷”、“强非其人”,但批评的声音与赞颂的声音相比太微弱了!如同大潮边有几颗水滴落下,声音淹没无闻。
推崇屈原、纪念屈原是历代平民百姓和知识份子的自发行动,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学习屈原的精神,介绍、研究屈原的著作,便会形成一个热潮。就是中国现代抗日战争时期,研究、介绍、纪念屈原的热潮,也是首先由爱国知识份子掀起的,并未见官方机构怎么提倡。屈原从来没有被当成圣人,平头百姓尊敬地称他屈大夫,知识份子亲切地称他屈子。对人们来说,屈原是可望可即又值得景仰的伟人,如此他的人格才能成为人民心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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