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死了,刘万泉又叫了个医生来给尸体开膛剖肚,寻找国民党留给特务用的发报机和照相机。(网络图片)
一代黄梅戏天后七仙女严凤英在文革时熬不住自杀死了,刘万泉又叫了个医生来给尸体开膛剖肚,寻找国民党留给特务用的发报机和照相机。医生当众将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用小斧头从咽下砍起……惨不忍睹,世间怎有这样的畜生?
一代黄梅戏天后严凤英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三名三高”、“黑线人物”,惨遭迫害,也是挨过了文革最初的急风暴雨,但到军代表进驻,清理阶级队伍时终于过不去了,遂于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
其实,严凤英在被发现服药自杀时人还并没有死,如果及时抢救的话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但在将死未死之际,军代表刘万泉毫无抓紧时间送医院救人的心思,而是抓紧时间对她进行了最后的现场批斗,逼迫早已不能说话的严凤英交代罪行。
及至人死了,刘又叫了个医生来给尸体开膛剖肚,寻找国民党留给特务用的发报机和照相机。
刘及剧团的领导们说:严凤英之死还有不少问题,有人揭发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才自杀的,所以要剖开肚皮,检查她肚皮里的特务工具。
那个医生最初也是抗拒的,他说他只会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我没学过,那是法医的事。刘万泉张口就骂:你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于是,这个医生害怕了,找来一把医用的小斧头,开始当众剖尸。
红梅剧团当时有四个人在现场监视着这个全过程:一个“屁派”的造反派男头头与一个“积(好)派”的女造反派头头分站两边,上方站着革命干部,下方站着军代表刘万泉。
医生当众将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用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左一斧右一斧地一根肋骨一根肋骨的砍,将内脏拉出来。在胸部没有找到发报机,继续再往腹部找,掀开肚皮,肠子也翻过来,结果只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其他什么也没有。
即便如此,革命到底的军代表刘万泉仍然不死心,下令继续“深挖”。
当最后一斧劈开了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尿喷了出来。刘这才罢手了。
刘万泉望着严凤英支碎的尸体,悻悻的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你说他在这样的时刻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奇怪吧?太奇怪了!
其实,他的潜台词是:我没看过你的戏,但我看到了你的裸体!什么七仙女,不也是有屎有尿的吗!
刘万泉与严凤英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但是他早知她的芳名,内心艳慕无比,巴不得有亲近甚至亲泽的机会,但像他这样的一个大兵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呢?于是就不平。这种阴暗的心理折磨了他不少年,他的人性就扭曲了,在文革中恰恰得到了发展、暴露的机会。
笔者一向认为文革不完全是那些“幼稚”、“纯真”、“真诚”地跟伟大领袖干革命的青少年的大舞台,而是各色人众都在各演各的戏,什么阶段演什么戏。所谓“幼稚”的人也许一开始也是“幼稚”的,但这些“幼稚”的人也是喝“狼奶”长大的,他们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已经被种植了兽性的基因,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在演真诚革命的戏,其实他们从一开始起人性就已经扭曲了,演着演着“人性”就越发扭曲了;疯狂的人在演疯狂的戏,演着演着疯狂必然走向残暴,残暴必然走向极致。
至今还有人说文革是大民主的交响乐,真不知何从谈起。
文革是人性扭曲者表演扭曲人性的大舞台,是变态人在演变态的戏,是刽子手在演刽子手的戏。
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刘供认不讳,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命行事”也不假,但具体执行也是千差万异的,毕竟谁也没有下过砍“尿泡”的命令啊!
“砍尿泡”这在文革中也许是唯一的,下这个命令的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词)的军代表刘万泉,受者是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把家还”的黄梅戏天后。
从这个意义上讲,严凤英或许就是文革遭遇中最惨的;刘万泉就是文革打手最为凶残的。
文革中,一些军代表,一些专案组,往往就由这样一些“衣冠禽兽”占着。当然也不能“打击一大片”,即使是专案组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原本也不是衣冠禽兽,只是当了这个军代表,进了这个专案组,这个绝大多数人中的少数人就慢慢的慢慢的变成衣冠禽兽了。因为有政治大气候管着,这少数的“衣冠禽兽”生逢其时,如鱼得水,小狗掉在粪缸里,文革成了他们为所欲为,发泄兽性的“狂欢节”。具体到每一个单位上,每一个专案组,每一个造反派组织,这些“衣冠禽兽”虽然少,然而起主导的作用却只能是他们。
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虽然有绝大多数人,天良未灭,良心犹在,不做坏事,或少做坏事,但这些人总是为主流文革所不容,逐渐被淘汰出局,或也沦为新的革命对象。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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