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运动害人 教育世家九人遭殃(图)

1953年，毛泽东的文字学老师、杨树达教授一家人摄于长沙岳麓山。（网络图片）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曾经是大陆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1949年以前，他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湖南师范学院教授。因为当过毛泽东的文字学老师，1920年跟毛泽东一起在长沙参加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跟毛泽东算是有“师生之谊”。据说毛泽东曾三次写信问候他、三次设宴招待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毛泽东的“关系户”，也是湖南的一个“教育世家”，在信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除杨树达早逝幸免于难外，他的其他亲人几乎全都遭殃，倒了大霉。他的儿子杨德骧、杨德豫、杨德嘉被划为“右派份子”；两个女婿袁久坚、周铁铮，被打成“右派份子”兼“反革命分子”；侄子杨伯峻被划成“右派份子”，外甥女婿周汝聪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大儿子杨德洪被当成“特务嫌疑”；外甥女彭慧、外甥女婿穆木天夫妇，均是大学教授，双双被打成“右派份子”……

长子杨德洪，曾经留学美国，学习财政金融，学成之后，受聘于美国一家银行，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很优越。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杨树达兴奋不已，一再写信，动员儿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效力。杨德洪也深受鼓舞，满怀报国之志，满腔热情的回到上海，希望以自己所学为“新中国”服务。然而，到了十年文革时期，几乎所有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杨德洪也成了“特务嫌疑”，长期被“控制使用”。

次子杨德骧，1939年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中国的水泥工业做过重要贡献，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等中共最高层领导的接见；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大潮席卷全国，当时，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的杨德骧，被打成右派。

四子杨德豫，是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柯勒律治诗选》、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等。1949年中共进驻北平时，杨德豫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是，“为了新中国”，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然而，到了1957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工作期间，被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罹患血吸虫病，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年老体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在被迫害中凄凉度过。

最小的儿子杨德嘉，1958年春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因所谓“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猖狂反对省委”、“反对报社党的领导”，被划成右派。1966年文革一开始，造反派给衡阳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杨德嘉的名，说他们包庇、重用右派份子杨德嘉。随后，杨德嘉被揪出来，成为群众专政对象。杨德嘉不服。

1968年9月13日，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6人，其中包括杨嘉德，罪名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被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之后，被关进监狱8个多月。1969年5月20日，被押解到衡南三塘学习班，被管制3年。之后，被派去修铁路。

大女婿袁久坚、二女婿周铁铮，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兼“历史反革命”。袁久坚之所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是因为抗战期间，湖南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举行驱逐新来的校长同时也是化学教授李毓尧的运动时，他站在了校长一边。

周铁铮是杨树达最得意的门生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树达从北京回湖南大学任教。周铁铮古文根底很好，也颇有见解，深得杨树达赏识。杨树达曾想把他的长公主嫁给他，但是，长公主嫌他是个“书呆子”，不同意，最后，周铁铮成了他的二女婿。周铁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53年中国大陆院系调整时，杨树达和周铁铮都被“调整”到湖南师范学院。

1957年，反右时，周铁铮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从不过问政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只知读书、教书、写书。他挨整的原因至今是个谜。据说曾经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子，代他报名参加一个什么“健新学会”。这个“健新学会”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他因为隐瞒自己曾经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活动，而被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

1965年，周铁铮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靠磨铲子等维持生活。文革期间，有一天，他的学生胡渐逵在长沙的一条小街上，看到他正在扫街，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上前喊了一声：“周老师！”周铁铮赶快摇手说：“不，我不是老师。”胡渐逵说：“您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去看您呢！”周铁铮随即拒绝，惶恐不安的说：“千万不要这样。这就害了我自己一个人算了，不要害了你们！”

1978年1月2日，周铁铮已半身不遂，勉强用火钳夹煤时，把棉裤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侄子杨伯峻，是著名的古文字专家，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书。195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被划为右派，被批倒批臭之后，被发配到遥远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不到三年时间，又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工作。初来乍到，便有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杨伯峻，接着开了一次批判会，既没有任何事实，也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只是空荡荡的说他如何如何不老实。后来，他才悟到，这是承袭了宋太祖立下的规矩，先打一百杀威棒。对新进本单位的右派，实行所谓“打威风”之谓也。会上，有人大声吼道：“《孟子译注》是你做的吗？”经历过太多政治运动的杨伯峻明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低头认罪”，默不吱声的份儿。以最低调的行事方式，委曲求全，杨伯峻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外甥女婿周汝聪，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高材生。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热血青年，曾在中印缅战区的远征军中担任过翻译，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进入长沙之前，参与过“策反”湖南当政者的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有一个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又出台第二个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许多为中共出生入死，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地下党员，等来的却是降级、控制、淘汰，无数次的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周汝聪就是其中一个。1949年10月1日以后，他在长沙市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郁郁不得志，因为和几个曾经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

外甥女儿彭慧、女婿穆木天，夫妇俩都是著名作家。彭慧拥有双重党籍，既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盟员，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级教授。1957年，彭慧因“伙同”丈夫穆木天“向党猖狂进攻”，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穆木天，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1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后历任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极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