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惊险搬迁记 最后一位押运人逝世于台(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

翻过一页页历史，曾经有过的风华绝代，难以言传的文化底蕴，都能在一件件国宝真迹中细细领会；近在眼前的国宝，那是今人得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得以心领神会中华神传文化的无尽宝藏。

宋、元、明、清四朝的珍贵文物，于清末民初的战乱期间，辗转流离分三批抵达台湾，目前为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和嘉义的南故宫所珍藏。艰钜任务的完成，其背后有无数人的努力与艰辛付出，其中最后一批文物押运人索予明于6月19日中午逝世于台湾，享嵩寿102岁，他也是最后一位逝世的国宝押运人。

烽火连天 险中有险

1925年由李煜瀛担任委员长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仿照法、德诸国皇宫博物馆先例，成立故宫博物院，于同年双十国庆日开幕。不过，当时仍处时局动荡之际，各派系军阀割据，端赖庄蕴宽（1866-1932）、江瀚（1857-1935）、陈垣（1880-1971）等文化界人士组织维持会，与各方势力斡旋才得以艰难维持。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接收故宫博物院，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易培基（1880-1937）时任院长。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平津地区战事一起，故宫精选文物就已未雨绸缪，装箱准备迁移。

1933年初，日军进逼榆关，北平濒危，故宫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文物分五批南迁沪上。同年中央博物院于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1896-1950）为筹备处主任。

故宫文物的南迁计划直至1936年底才全数底定，所有文物才由上海运抵刚刚竣工完成的南京朝天宫故宫分院入库存放，马衡（1881-1955）时任院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杭立武（伦敦大学政治博士，曾任驻希腊大使、教育部长）时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八国联军兵败后清政府签订庚子条约，赔偿列强钜款。辛亥革命后各国纷纷分期退回款项。此单位即为管理英国退款所设。）总干事，同时也是金陵大学董事长。日军逼近，杭立武以为南京不保，运用自身的人脉资源划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这个仅仅只有3.86平方公里的国际难民安全区内曾一度挤进25万人，他并强烈建议故宫文物应该运往西南大后方，也获得时任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认可。

只不过，国难当头，在物资紧张、烽火连天的战乱时代，怎么运至西南大后方？钱又从哪里来？

火烧燃眉之际，杭立武向关务署英籍总税务司借了10万元，陆路以军车出动，水路则以国轮运输，装载不足时再向英商租用轮船。谁料日军节节进逼，预定启航之际，英籍船员怕轰炸不敢开船，杭立武当机立断直接沿着缆绳爬上船坐镇押运，这才顺利出发。

最终，故宫文物依计划分三批行内、中、北三路向西南后方彻退。第一批南路文物80箱为文物中的精品（目前大部分都在台湾），自南京启运，经汉口、武昌、长沙、桂林、桂阳，终至四川巴县。第二批中路文物9331箱，经汉口、宜昌后抵达重庆，又经宜宾后抵达乐山。第三批北路文物7287箱，走徐州、郑州，经西安、宝鸡、汉中，抵成都后又再转至峨眉。

民国26年12月13日，就在最后一批故宫文物迁离南京的第五天，日军攻破南京。为期六天的“南京大屠杀”，至少有30万中国军民被杀害，1/3南京城被焚毁，当时来不及从朝天宫地库撤出的2953箱文物，也被日军强行占用（抗战胜利后追回）。

1945年抗战胜利，几经颠沛流离的故宫文物才又依序分批重新集中于重庆市，尔后循水路返回，直至1947年底才全数运抵南京。

国宝有灵 平安抵台

故宫国宝分三路运往西南大后方期间翻山越岭，躲过了盗匪洗劫，逃过了暴雨落石等天灾人祸，竟也闪避了日军轰炸，若有神助。

其中第一批迁往西南大后方的八十箱文物，曾远赴英国“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展览，是所有文物中的精品，原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故宫文献处处长宋兆霖，据前辈所言于受访时陈述，此批文物第一天才刚刚搬离湖南大学图书馆，第二天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日军轰炸，一夕之间夷为平地。

另有一批国宝途经四川宜宾，但短短两天内水位直线下落，致使船期延宕，迟迟无法启程，克服万难方才启程离开宜宾后，随即就有27架日本飞机轰炸宜宾，这回故宫国宝又逃过了一劫。

九死一生的神迹总是接连发生，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乐山大佛出手相助一事。据故宫国宝南迁纪事载，当时载着故宫古物的船，正由宜宾要开往乐山安古乡的库房，为了渡过湍急的猛水必须换上当地的小船才能继续航行，但小船纤绳却突然断裂，一旦直撞乐山大佛脚下，必定船毁人亡……负责押运的故宫职员梁廷伟回想当时的惊险情境陈述道：“当快要撞上的时候，船竟自己斜搁上附近一处沙滩，人和文物竟然都安然无恙。”押运人和故宫国宝又再次逃过一劫。

另据北沟文化协进会顾问陈戊兴称，当时交通运输不发达，在搬迁过程中没有路要自己找路、没有溪桥要自己造桥，险象环生之下，一次次化险为夷，安然度过惊险的奇迹接连不断，勿怪乎时人相传“国宝有灵”。

1948年秋，国共战争形势逆转，11月10日，故宫常务理事朱家骅（1893-1963）、王世杰（1891-1981）、傅斯年（1896-1950）、徐鸿宝（1881-1971）、李济（1896-1979）、杭立武（1903-1991）、翁文灏（1889-1971）商议之下，决议先择精品运至台湾。

母亲送的一件背心

据中央社报导，故宫、中央博物院的第1批文物在1948年12月先运抵基隆，第2批文物及第3批文物在1949年送抵台湾。

而押运人索予明则是在1949年搭乘昆仑舰，随第3批文物来台。索予明来台时还不是故宫职员，而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员工，后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故宫在1965年正式合并，索予明就一直在故宫任职，直至退休。尔今，故宫馆藏内许多青铜器、漆器的原始手绘图就是出自于索予明之手，他本人亦是漆器专家。

1920出生于湖北江陵的索予明，29岁的他仅仅带着一件母亲亲手缝的布衣蓝背心和两枚民国二十三年发行的钱币就随着国宝抵台。今年五月，沈春池文教基金会推动的非营利组织“抢救迁台历史记忆库”的访问影片中，索予明想到妈妈当年一个人在家，仍不禁落泪，回顾一生境遇，他说：“乱世中为人也真不简单。”

动荡飘摇的大时代下，有仁人志士的远见笃行、有克尽职守离乡背井的押运人，在冥冥护佑之下，方能使大部分的国宝逃离了战火，也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屹立至今，留与后人细思怀想，悉心承传曾经在神州大地上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