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敲了敲門，得不到應答。恰是中午放學時分，有幾個小孩背著書包走過，好奇地望著記者，記者問：「這家的人哪兒去了？」一個小孩轉身朝後邊指了指說：「那不就是。」記者向他指的方向望去，南邊二三十米處一個小女娃形隻影單朝這邊走來。小女孩看上去只有七八歲，身子單薄，眼神怯怯的。記者問她家裡的大人在不在，她推開院門朝裡看看，一轉身跑到鄰居家，拉出一位老太太，這是她奶奶。
李家的房子外觀上不算寒磣，但房內空空蕩蕩。兩年裡，李老太太經歷了兩次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巨大悲痛，如今，這位73歲的老人守著12歲的孫子和10歲的孫女，以後的路怎麼走？
前年，老人的兒子李某得了「感冒」，低燒不退，一直拉肚子，頭髮脫落，一天天消瘦，原來70多公斤的漢子，終於瞪著不甘心的雙眼拋下老母和妻兒離開人世，死時體重不足40公斤。去年，同樣的□運又降臨到他妻子周某身上，與丈夫的徵狀一樣，比丈夫更不幸的是，周某去世前一個月已經不認識自己的親人，完全喪失了記憶，任憑兒女在身邊聲聲喚「娘」，她充耳不聞。
說起這些事，李老太太十分悲痛，但沒有流淚，她的眼淚已經在兩年前流乾了。她告訴記者，雖然知道兒子、兒媳的病並沒有治好的希望，但還是盡全力去延長病人的生命。結果，病人的命沒延長几天，生者卻因此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中，連生計也成了問題。
李某夫婦得的是愛滋病！從來沒讀過書，李老太太說：「都是前些年賣血賣出來的禍。」
驚人數據
河南省上蔡縣的這個小村莊得愛滋病的人「很多」，以至於這個村子成了遠近聞名的「愛滋病村」。
據該村計生專幹駱某介紹，1999年他們村有42人去世，2000年是44人，其中青壯年佔到30％，幾乎都是死於愛滋病。「有個研究愛滋病的專家來俺村調查，說有愛滋病的佔百分之六七十。現在，計畫生育在俺村不用費勁了，讓他生他也不敢生。」
駱專幹的說法有些籠統，準確地說，是這樣的：1999年，湖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桂希恩教授接到當地醫療工作者的求援，來到該村考察，第一次在村裡有選擇地抽取了11份血樣，化驗結果為10份呈HIV陽性；第二次在自願化驗的村民中抽取了155份血樣，竟有96份HIV呈陽性，愛滋病感染率高達61．9％。
賣血種禍根
這些老實本分的農民怎麼會得上這種世紀絕征？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由於主管部門疏於管理，血站這一以救死扶傷、為民服務為宗旨的社會公益事業被一些利慾熏心、牟取暴力的人看中。血站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在河南省某地區一度曾有33個血站成立，僅上蔡縣城就辦了4個。其中有公辦的、私營的、衛生醫療部門辦的，也有行政、企事業單位辦的；有技術、有條件的辦，無技術、無條件的也辦。
越來越多的農民為了擺脫貧困，紛紛加入了賣血者的行列。賣血被當成了一種有效的致富門路。當時，上蔡縣城一個小型血站登記掛號的賣血者竟達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賣血者達444人至500人。另外，還有一批數目可觀的外出賣血者，他們成群結隊地北上鄭州、開封，西進平頂山、焦作，南下武漢等地，有的還成立了組織，選出頭目，讓他專門出面聯繫賣血業務。
當時，一些上蔡縣的有識之士就對此現象憂心忡忡。賣血的確為一些急等錢用的人解決了燃眉之急，但由此發生的悲劇也不少。例如，頻繁賣血使賣血者的生理機能遭到破壞，體弱、貧血、甚至染上乙肝。但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一場無法挽回的災難,愛滋病已悄悄走進上蔡縣，賣血者已被成批成批地感染。
80年代末期，賣血隊伍出現了所謂的「血頭」，血頭一般由三種人擔任：衛生防疫部門的工作人員；衛生防疫部門工作人員的親友；有頭腦、有關係的賣血者。他們實際上都是採血後再高價轉賣，以賺取利潤的生意人。
為了賺錢，他們草菅人命，採血時不體檢、不化驗，有血就抽，來者不拒，抽血器具消毒不利，很多人在抽血時共用一個針頭，如此交叉感染，一病百病，在大張旗鼓的賣血中釀成了這場大禍。
大禍終於在90年代末爆發。
「愛滋病村」的現狀
2月10日，記者艱難跋涉在泥濘的村路上，一位婦女的話語不經意地飄過來：「昨晚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得了愛滋病！」記者震驚：愛滋病的陰影，死亡的陰影就這樣時時刻刻籠罩著村裡人的心頭。
當你環顧四周，總可以看見幾個愛滋病患者的時候，這種陰影又怎麼可能消除！所有當年賣過血的人都憂心忡忡。這裡的人們在飽嘗了貧困之後，還得去品嚐比貧困和愛滋病本身更大的痛苦，他們在無助、迷茫和痛悔中生活著。(多維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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