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個帝國的夾縫中
魏瑪是一個共和國。如果說前此俾斯麥依靠"鐵和血"建立起來的德意志第二帝國，還是一個帶有濃厚古典國家色彩的政治實體的話，那麼，魏瑪共和國就可以說是德意志民族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力圖規範化、制度化運作的現代國家形態。
但是，魏瑪的時運不濟：它處於德意志第二帝國與第三帝國（納粹德國）交替的歷史夾縫中。1918年魏瑪共和國宣佈成立時，前有第二帝國的一系列官員直接進入魏瑪共和國擔任要職，後有第三帝國的活躍份子、以及左翼激進主義者在瓦解魏瑪的共和基礎。魏瑪共和國的領袖們，算是抓住了建國的要領，一開始就下大力氣制定憲法，期望就此給魏瑪共和國提供一個政治運作指南。只是這種努力，一方面，是在受制於第二帝國的政治習性的基礎上展開的。另一方面，則是在納粹的攻擊下進行的。因此，它自開始就沒有一個良好的基礎。
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品性，對於魏瑪的影響是直接的。馬克斯．韋伯曾經指出，由於第二帝國的政治運作，完全是在俾斯麥玩弄政治伎倆的基礎上運行的，社會政治制度成為俾斯麥遊戲的對象。因此，整個第二帝國期間使得德國人沒有受到任何政治教育，德意志成為毫無政治意志的民族，人民習慣於盲從政府或長上。人們對於政治形成了一種無力感。政治就僅僅是在技巧的水平上運行著。於是，第二帝國成為一個無法抑制的普遍腐敗的國家--王室貪婪，高官只管牟利，軍人為獲利與富有的年輕女子結婚，而且從戰爭中掠奪財富，大發國難財。
這就是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底子。一個十足的爛攤子。當魏瑪共和國在稀裡糊塗中宣布誕生的時候，他的領袖們也是一幫政治上充滿無力感的傢伙：對於國家究竟應當建立在什麼樣的強有力的、穩定的政治制度基礎之上，沒有能力達成共識。於是，國家的管理水平很低。社會的分崩離析與經濟的全面困境，沒有得到緩解。
第三帝國，就正是在魏瑪共和國乏力地統治德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第三帝國的崛起，表現了魏瑪政治統治的失敗。希特勒等納粹黨人對於建立在爛攤子基礎上，而又乏力地運作著的魏瑪、尤其是魏瑪無力克服的腐敗，極盡攻擊之能事。從中向人們表明納粹的"力量感"。於是，魏瑪陷入一種前有腐敗無力的第二帝國宥限的政治架構、後有第三帝國以攻擊這種無力來瓦解共和基礎的窘境之中。魏瑪共和國的短命，似乎就此注定。
腐敗叢生
魏瑪共和國的領導人不是說不努力為魏瑪工作。他們為國家的建立與治理，是耽盡心機的。只是可惜的是，當他們將全副身心投入到魏瑪憲法的起草、政黨的組織與整合的政治活動中的時候，對於關係到新興的共和政治運作的合法性問題的重要問題--大眾期盼的以清廉的政治、有效地統治國家的底線要求，掉以輕心了。他們以為，有了一部憲法，有了一種為國家而工作的道德熱忱，就可以解決國家的治理問題。其實不然。在一個缺乏統一的政治意志、又缺乏有效的政治教育的新興國家裡，這樣的統治策略，只會落得個無法有效整合社會秩序，使得社會混亂的結果。魏瑪時期存在的、本來應該讓人觸目驚心的腐敗，居然不為統治者、政黨活動家所留意，就幾乎可以說注定了魏瑪的自取滅亡。
魏瑪時期的腐敗，是十分普遍的。這種普遍的腐敗，可以分三類情況來看。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策性腐敗。這是腐敗普遍生長的決定性因素。魏瑪初期，國家財政面臨破產。按照常理來講，政府借來的資金，應當用於緊要的生產性需求。但是，魏瑪政府卻用來修建富麗堂皇的郵政局、市政大廳、體育場等等。他們希望就此獲得世界的承認：德意志民族是優秀的。其實，從政府應當按照"有效政府"的模式運作的要求來看，假如一個政府的運作一開始就注定自己必然的失效，那就是一種最可怕的腐敗。它為社會各個階層謀求非正常的消費這種腐敗的社會心理，提供了範本。加之魏瑪政府對於德國經濟的困境毫不瞭解，在經濟危機時期，大勢鼓勵人們進行"萬無一失的"儲蓄和投資，結果卻無法對之有任何保障。政府的信用程度大大降低。增長了人們自己謀求利益的腐敗心態的強度。
另一方面，則是官員們的貪污。魏瑪時期，對於軍隊的縱容，使得魏瑪政府無法將國家得到有效治理必須依賴的強力系統，納入到管理的正軌上面來。決定性地影響魏瑪共和國前途的興登堡、魯登道夫等人，出生於本來在第二帝國時期就獲得了特權的陸軍。在這種背景下，軍隊對於一戰失敗後的契約，沒有一種尊重。相應地對於將它放縱到自己控制之外的政府，也沒有一種服從。興登堡自己手下的一位將軍，曾經非常自持。這時也運用起特權。人們專門為他舉行了購買莊園的募捐活動，為他"籌集"了一大筆可以用來"購買"莊園的資金。
興登堡自己也是一個腐敗的典型。一方面，他允許資助他的工業大亨們在每噸煤和鐵上漲幾分錢，以便他們資助自己的時候更為大方。另一方面，這些在政策上撈到好處的工業大亨們則捐出"少量"的錢，給興登堡購送一座莊園。而且送得頗有長遠眼光：考慮到興登堡年歲太大，他百年之後由兒子繼承的話，會交納大筆遺產稅，因此就在興登堡八十歲壽辰贈送莊園的時候，同時將莊園作為他四十八歲的兒子的生日壽禮！國家的稅法，就在這種權錢勾結中，喪失了法律的約束力。
再一方面，金錢握有者不分對象地尋找政治代理人，使得腐敗迅速蔓延。以前的容克地主，與工業大亨一起，拚命慫恿政府讓馬克崩潰。以便在貨幣貶值的時候，為自己撈到好處。而工業大亨與容克地主一方面在與魏瑪政府勾結起來的同時，也明白魏瑪不是他們長期的依靠。他們明白面向未來的政治投資是多麼重要：納粹就是這樣在他們那裡獲得政治資助的。權力完全與利益結合在一起了。他們的行為邏輯很簡單：只要給納粹足夠的錢，他們上臺後就會像興登堡等人一樣，聽命於他們。這完全是通行的腐敗邏輯：金錢能夠購買權力，權錢一定是要聯姻的。
腐敗的社會，它的社會心理是十分扭曲的。魏瑪時期腐敗的盛行，使得德國人一方面痛恨腐敗，另一方面則恨不得自己有腐敗的機會。這種扭曲，使得魏瑪陷入了通常的腐敗社會必然的短命處境：一則引得人們對於這個社會機制背後的社會制度安排失去信心。二則恨不得這樣的國家被一個更為理想的政治實體取代。普遍腐敗埋葬著魏瑪。
"完美的"民主
如果說魏瑪共和國就是一個單純縱容腐敗的國家，那也是不公平的。魏瑪的主要政治領袖們、尤其是政黨領袖們對於魏瑪的自由民主政治建設，是投入了大量精力的。而且在現代憲政史上，一部魏瑪憲法足以讓人對於自由民主動容。所以，像馬克斯．韋伯這樣的學問家才會積極投入到魏瑪的政治生活中去。而經歷了魏瑪共和實踐的、像斯特勞斯這樣的大哲，儘管對於魏瑪自由民主在政治理論上有所批評，但是也不無眷念地緬懷"魏瑪奇蹟"：他認定魏瑪共和乃是德國人的一個偉大創造！
魏瑪乃是寄託了德國人情思的現代政治創造。
魏瑪共和國的憲法一向被人認為是一部近乎完美的憲法：人們講，魏瑪憲法是二十世紀所見過的類似文獻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個，結構嚴謹到幾乎完善，條文令人欽佩，讀起來使人覺得完善無瑕的民主制度就此獲得了保障。而且這部憲法博採眾長，內閣制取法英法，總統制仿效美國，人民復決制源自瑞士。在憲法思想與制度安排上也讓人動容："政治權力屬於人民"的原則得到伸張，諸個人社會-政治自由得到捍衛，尤其是不分男女皆有選舉權一點，讓德國人在自由民主政治史上佔得先機。
然而，以完美為訴求的魏瑪憲法，卻沒有能夠為魏瑪帶來穩定的憲政狀態。一方面，這是因為魏瑪憲法對於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的穩定性要求，熟視無睹。憲法的制定者們對於權利的周遍化，比對於權力的穩定性，更感興趣。於是人數極少的黨派也可以在議會中依據權利隨意叫囂，尤其是像納粹黨一類歪門邪道的政治組織。民主政治運作的有效性嚴重地沒有得到體現。而足以體現憲政精神的自由主義政黨，希望的只是"手中沒有劍的正義"。腐敗的舊軍人行為照舊，司法維護著權勢者的利益，應當成為自由民主憲政的人格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大多被流放，只是一批溫和得可以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尷不尬地掌握著國家權力。他們對於侵蝕國家健康肌體的腐敗，喪失了果斷治理的能力。所以，另一方面，可以說像魏瑪這種追求完美的民主，必然是懦弱的民主。在德意志這塊缺乏民主土壤的社會裏，不對於腐敗加以嚴厲的打擊，並建立起清廉政治的基礎，要想建立健全的民主機制，來達到振興國家，建立新興秩序的目的，只能是一種可愛的幻想。如此，民主在德意志只能陷入一種懦弱的狀態。懦弱的民主，常常會造成社會的失控。腐敗據此而獲得了它氾濫的社會空間。正義退隱到國家政治生活的幕後。這樣的國家不亡，簡直就是沒有天理了。
呼喚專制
民主無法有效整合社會，而形成一個有序的狀態。那麼，對於專制保持秩序的有效性，就會發生一種偏離現實後的追懷。一方面，人們脫開專制的控制之後，對於專制情況下，因為信息不暢通和官方當局的有意遮掩，其實大量存在著的隱性腐敗加以完全的無視。另一方面，則對於專制條件下的腐敗的公開數目的稀少，印象深刻。同時對於專制條件下保持的某種"優良"秩序加以幻想。尤其是後起的新生政治活動家與政治思想家，對於人們的這種眷念，有一種天生的敏感。他們對於人民眷念專制，推波助瀾。自由民主憲政便處於一種被大家都想瓦解的境地。
魏瑪共和國，就是在這種境地裡掙紮了14年之後黯然滅亡的。一開始，像希特勒這樣的政治投機者，就以魏瑪沒有有效整合社會秩序，對魏瑪極盡攻擊之能事。面對魏瑪政府政策的無能，他煽動人們"我們的痛苦只會增加"。面對普遍的腐敗，他則鼓動道"壞蛋們安然無事"，"這是個強盜的國家"。"國家本身已經成了最大的騙子和惡棍"。民主簡直就是為這種惡劣政治護航。因此，"我們不再聽命於一個建築在騙人的多數決定的玩意兒上面的國家了。最後他赤裸裸地呼喚"我們需要獨裁"。
確實，普遍的腐敗，容易煽起社會的普遍怨恨情緒。在這種社會心理氛圍中，一些別有用心的政治投機者就會以對於腐敗，以及治理腐敗無能的政府的攻擊，來偷運自己的政治貨色。當年的納粹黨人深諳此道。像希特勒的叫囂，就是以煽動人們的不滿開始，將腐敗歸咎於政府，然後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張目。其實，希特勒的這種舉動，像所有以指責腐敗或政府無能的政治投機者一樣，不過是以自己的隱性腐敗來指責顯性的腐敗，他們並不是真正追求清廉的政治。像當年希特勒一樣，他們就安然在工業大亨和容克地主手裡，大筆大筆地接受政治投資者的捐助。然而，他們以自己對於腐敗的嚴厲譴責，以對於缺乏正義之劍支撐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指責，以對於專制制度有效性的申述，引導人們的思路與行動，從嚮往民主走向支持專制，實際上也只不過是謀求國家權力的手段而已。後來納粹的行動，也並沒有以對於清廉政治的追求為目標。納粹官員的腐敗，實際上相比於魏瑪，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此而言，腐敗既是民主的埋葬者，也是專制政治的開路者。有效治理腐敗，對於健全的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在現代的邊緣上：國家興衰所系
魏瑪共和國的建立，將德國置於了一個現代化的真實起點上。但是，魏瑪共和國的領袖們對於現代國家的興衰所系，則未能瞭然於心。他們太看重文獻意義的憲法。又太著重於追求沒有自由民主傳統作為保障的平等化民主。對於新興現代國家的基石是什麼的問題，則沒有成竹在胸。於是，國家缺乏有效的支持力量。
從魏瑪的教訓上可以看出，對於處在現代邊緣上的新興民族--國家來講，最容易發生的就是對於新生的民族--國家變遷這一方面的恐懼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對於消逝中的舊政體的有序性的眷念感。這種社會心理表現為：人們一方面平靜地享受著新興國家及其生產方式帶來的豐厚物質財富，另一方面則憤怒地指責新興社會出現的某些不足。意欲在舊有的秩序中得到新生社會的物質享樂。這種情景，就是我們習稱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就此而言，新興的自由民主憲政國家，一定要保證公民享有自由民主權利的同時，享有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待遇。而且，這種自由民主與社會公平，一定得建立在清除腐敗的清廉政治的基礎之上。清廉，是自由民主政治獲得社會認同的前提。自由民主，是清廉政治運作的有效保證。兩者缺一不可。
對於魏瑪共和國來說，兩者都處於匱乏的狀態。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的匱乏，成為加重魏瑪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不公平兼不穩定，使得腐敗發生的空間加大。再一方面，則又使得反腐敗的力度處於疲弱的狀態。於是，以腐敗顯示的政治的污濁，與以失當的政策顯示的腐敗的優勢，相互支撐。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當局只好訴諸不可靠的個人道德自覺。或則以未來的幻景來誘引人們認同當局的社會安排。問題是，反對政治效用不甚顯著的自由民主憲政的極右派與極左派，恰恰就是在這類問題上與自由民主的政府當局較勁。他們雖然也腐敗，但是他們處於在野的位置。他們對於腐敗義正詞嚴的指責，輕而易舉地獲得了人們的認同。他們對於政府無能的指責，也因為他們處於非執政者的地位上，可以不負責任地橫加謾罵，也就具有了一種為民請命的道德優越感。具有調和各種社會政治主張與政策取向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在這種攻擊之下，顯得疲弱乏力得不得了。好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的安排，沒有了發揮作用的空間。專制的喊叫，反而贏得人們的傾心讚賞。魏瑪的悲劇，正是如此注定的。就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與其感嘆混亂的魏瑪時局為何創造出了輝煌的文化業績，不如感嘆一個好好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為何如此輕易地敗給了專制的納粹。
（轉自《世紀中國》） 10/31/2001 14:20)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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