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從王若望先生想到我父親

王若望先生年齡和我父親差不多。在驚悉王若望先生病逝的時候，我不禁傷感地想念起多年未見的老父親來。王若望先生因不向當權者妥協而客死他鄉，悲哀中讓人稍感安慰的是，他去世前終於和子女見上了一面，雖然當時已經不能說話了，但他緊緊握住了兒女的手。人間骨肉至情，盡在不言之中。而像我這樣的異議者，今生今世，是否還能見上正垂垂老去的父親，卻是希望渺茫的事情。不久前，我父親來信說，他已經快要雙目失明瞭，但他不願瞎著眼睛去見上帝。我收到信後，立即寄錢回去，並托付女友幫助我父親找醫生做眼睛手術。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奉獻了一輩子，父親的退休工資現在只能領到一部分，醫療費更是不能指望。中國昂貴的醫院大門，沒有我這個女兒從海外資助，他是不敢進去的。

手術後，我父親的眼睛已恢復了一點視力，但他能用這點視力見到他唯一的女兒嗎？我家先生的大姐因病去世時，一定要看看我們一家從瑞典寄回去的照片，才肯瞑目。這是許許多多流亡者的悲痛，親人至死不能相逢。所以這幾年我比較熱衷於照相，最大的心願，就是讓視力衰退的雙親，見了照片如見我本人。

對於我，一個繼承了父親倔強性格的人，為了自己的理念，一直以「做千秋雄鬼死不還家」為信條。我從不給父母一點虛幻的希望，不讓他們指望此生還能見到我。我的父母也從不念叨讓我回去，他們甚至為我想回國的念頭驚恐不已。他們害怕我回去再次陷入中共的大獄裡，因此總是說，只要能收到我的信，在電話聽到我的聲音，他們就放心了。

雖然父母和我口頭上都說見不見面沒有關係，但在我的異鄉的夢裡，家鄉的景像是時常出現的。平時，最讓我牽掛的是父母的身體。私心裏，我期望日益衰老的父母能堅持到我回家的那一天。而我那愛看報的父親，幾乎每天都在分析新聞，看中國政府對政治犯的政策有沒有轉變的跡象。無數流亡者家庭的團聚，全繫於權勢者的一念之間。

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母親來信總是告誡我「不要在海外做有損於祖國的事情」。我為此很生氣，說正因為覺得自己對祖國有一份責任，我才在海外盡義務做一些人權工作。我問曾是中學教師的母親，為什麼說的話與共產黨如出一轍。她回答說，她不過是受人之托，「例行公事」而已。

但我父親不會這樣糊塗。儘管我從不和家裡人談政治，但他心裏很清楚我在海外做些什麼，他為我驕傲。有一次，他來信提到「人權與主權」的問題，正好是我在海外筆戰的題目，我驚訝得不得了，不知他怎麼知道我在海外的「反動活動」。

記得曾經看見過父親的一張畢業照，那是他在蔣介石當校長的中央政治大學照的。年輕的父親英俊而生氣勃勃，富於理想。因為國民黨也曾腐敗，父親在南京參加過學生運動。八十年代時，他搖著頭對我說，當年我們反對國民黨腐敗，可現在共產黨比國民黨腐敗多了。

因為我父親那一批前國民黨員的遭遇，我理解了，在一黨專制之下，多少胸懷報國之志的英才被埋沒、被監禁、甚至死有餘辜。父親一直認為自己還算幸運，因為他的那些曾在中央政治大學讀書的同學，不少在解放初就被槍決、關押了。父親因為國民黨在離開大陸時還是一個實習生，因此只劃了一個內控的「歷史反革命」，並被錄用為中學教師。1949年之後，他安於教書養家，閉口不談政治。敢於反對自己校長蔣介石的父親，卻在共產黨手下忍氣吞聲。因為他必須承擔農村老家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擔，只能腹誹共產黨的倒行逆施，苟且偷生幾十年。

比較我父親那一批同齡人，王若望先生是幸運的。王若望先生從一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轉變為一個堅定的民主戰士，他那勇敢的抗爭之聲，有幸被世人聽到，並影響了一代青年。面對邪惡的專制政權，他至死都是一位堅強的戰士。我想，如果我父親瞭解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一定是欽慕他的。

(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