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費加羅報認為中國九屆人大第五次會議的基調顯示中國今後一個時期將採取改革從緩、優先因應入世衝擊和矯正社會經濟發展中結構性弊端的政策，尤其解決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空白區」的農民問題。這次人大會議同時也顯示出權力交替時期的特點，背後的權力鬥爭導致前臺政策模糊化和流於空泛。在距權力交接還有六個月之際，共產黨不想聽見「改革」這個詞，唯一的口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因此這次人大會議看不到改革的政綱，完全顯示出新一代技術官僚接班前政治前景不明朗的局面。法國世界報指出，中共十六大前的最後一次人大會議看不到任何政治魄力，連朱鎔基去年提出過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句話也不見了。
中國每年舉行的人大會議幾乎成了共產黨的一種政治儀式，近三千名（2866名）人大代表聚集到天安門廣場一側斯大林風格的人民大會堂聆聽國家領導人的報告。外界只能從那種千篇一律的共產黨詞彙中揣測出中國政治的晴雨表。費加羅報駐北京記者歐陽華（Francois Hauter）指出，今年人民大會堂政治儀式與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朱鎔基在會上承認共產黨的改革能力已經到了限度，他出任總理以來按權威主義方式推行的四年改革並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歐陽華在其評論文章裡指出，從中國電視5日直播的朱鎔基講演內容來看，這位中國總理說話直率的性格並沒有改變，他的報告的一部分實際上裡描繪了一幅「政權萎縮的可怕肖像」。
朱鎔基在政府報告中的政策檢討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腐敗使體制喪失效率，二是中國經濟發展忽略結構性弊端，導致中國農民生存境況出現空前的危機。費加羅報文章指出，朱鎔基對社會腐敗的譴責從未如此尖銳和嚴厲，但也流露出這位身居總理職位的共產黨改革家在離任之前已經無力清理共產黨的「奧吉亞斯馬廄」；朱鎔基羅列黨的各級官員腐敗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直接承認中央權力已經有限」，同時承認他個人出任總理四年來推行的「非常權威主義色彩的改革」並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費加羅報認為，朱鎔基似乎已經默認了外界對其政績好壞參半的評價；也就是說，在其總理任期內，中國的現實「不是白，也不是黑，而是半白半黑」。
朱鎔基給人的印象是，一方面他承認共產黨的改革能力已經到了限度，另一方面是他個人的能力也到了限度，這兩種無可奈何的姿態使他除了繼續聲討腐敗之外，幾乎拿不出更有魄力的計畫，似乎已經喪失改革的熱情。也許在新一代技術官僚接班之前，朱鎔基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後一個具有悲劇色彩的改革家。繼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之後的「第四代」中共領導人，通常被認為是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幸運者，而其中多半後來又成為留洋之後歸來的「海歸派」，在共產黨灰暗單調的組織裡顯得很有學識，並且漸漸佔據重要位置。費加羅報認為，這批人大部分都是技術官僚，而不是意識形態專家。朱鎔基本人的生涯，即他作為國家高級官吏的改革派生涯為這些人在共產黨體制內開闢了士途並提供了範例。在中國這樣一個越來越複雜的社會，朱鎔基對民意的關注至少標示了一種微妙的政治變化，這是共產黨自身改革最起碼的起點。
朱鎔基顯然深有體會，中共高層歷人事異動總是潛藏著巨大的危機。今年是中國政治上困難的一年，黨和國家高層即將換班顯然限制了只剩下一年時間的朱鎔基現政府班子提出龐大的工作計畫。正如法國世界報文章所指出，在幕後權力鬥爭加劇之時，連改革派也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敏感的問題，朱鎔基的個人悲劇也許是回到他最早站出來加以譴責的保守主義。世界報也認為，從朱鎔基這次提出的工作綱領來看，若還不算是個政治上已經心灰意冷的人，至少也是個變得非常平庸的人。世界報駐北京記者鮑班（Frederic Bobin）指出，儘管朱鎔基呼籲政府官員「傾聽人民的願望」、「關心居民的困難」、「破除專橫和強制性的方法」，但已聽不到他再提起他去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過的那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話了。
不過法國媒體一般認為，這次中國人大會議雖然顯示改革熱情降低乃至消失，但也能看出中國社會問題不容樂觀促使中國領導人開始檢討改革未能解決的問題。費加羅報文章指出，朱鎔基在其政府報告中第一次提到中國失業狀況變得令人憂慮，8億農民的生存狀況更加困難的社會現實。法國解放報6日文章《朱鎔基的「嚴肅挑戰」》指出，朱鎔基這次在人大會議上提出的政府工作計畫其實只是一個「加強國家社會經濟穩定」的綱要，主要在於解決農民收入遠遠低於市民收入的問題。費加羅報文章《朱鎔基「發現」8億中國農民的苦難》也指出，朱鎔基現在才注意到維持「國家社會經濟穩定」將付出高昂代價，政府為此預定了高達370億美元的預算赤字（由國家發行1500億元人民幣公債）來支持這種政策，而其中亟待解決的是農業地區收入增長太慢的問題。朱鎔基警告說，若不及時採取補救措施，佔人口四分之三在國家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已經成為犧牲品的農民很快又要成為入世衝擊波的二次犧牲品。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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