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明派到各根據地去充實領導的代表中，夏曦是最早派去的一個。
夏曦自蘇聯回國後，恰逢共產黨國際代表米夫插手中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扶植王明上臺，夏曦竭力支持王明的觀點，王明在1931年1月17日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臺後，即派遣夏曦為中央全權代表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去充實領導。拉開了湘鄂西「肅反」的血幕……
1931年3月初夏曦到達湘鄂西。27日，組成了以自己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4月15到5月初，中央分局相繼召開湘鄂西特委會議，工會和青年團代表大會以及洪湖區各縣的黨代表和蘇維埃代表會議等，積極貫徹執行「左」傾冒險主義。6月24日，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組成，同時取消了湘鄂西特委，基本從組織上完成了對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控制。
湘鄂西蘇區黨的「四大」以後，湘鄂西黨內在反「右傾機會主義」 的旗號下，開始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反傾向」鬥爭。
恰在此時，鄂豫皖蘇區的大「肅反」經驗及中央蘇區「富田事變」的教訓傳到了湘鄂西蘇區，這些都使夏曦本來就緊張的「鬥爭神經」 更加緊張。1932年4月，以他為首的中央分局和軍委主席團發出了《改造紅三軍的訓令》。明確指出，湘鄂西蘇區不但到處有「反革命」，而且有龐大的「反革命派別」和「反革命團體」。從此出發，湘鄂西蘇區中央分局，確切地說是夏曦本人認定：反革命「加緊活動最明顯的是去年省委擴大會議」及今年省「四大」上；反革命派別「向國際路線的中央分局進攻」中，「有一小部分為老黨員、老幹部變成了反革命派別的中堅」。因此，夏曦認為必須進行「肅反」工作。為此，中央分局大造反「改組派」反「第三黨」的輿論，組織上改組了省政治保衛局，成立了「肅反」委員會和革命軍事法庭，緊接著便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改組派」的運動。
1932年5月，國民黨集中20個團「清剿」氵刁汊湖。湘鄂西蘇區天漢縣軍事部副部長楊國茂率部擊潰敵張錫侯營並將其包圍於小黑潭，但張錫侯實行緩兵之計，假意答應次日投降，楊國茂中計。結果次日清晨，敵援兵在飛機配合下向紅軍反撲。戰鬥中，紅三軍及時趕到並俘虜張錫侯。這件事引起中央分局尤其是夏曦的高度重視。因為近日來反對「改組派」的工作一直沒有突破口，所以命令保衛局嚴訊張錫侯，在酷刑誘供下，張錫侯誣供與楊國茂有勾結，密謀於5月18日在紅軍和游擊隊中發動暴亂。據此，夏曦認定楊國茂為「改組派」，不許本人申辯，即予處決。接著又輕信口供，按敵俘提供的線索繼續捕人。
由於這些並沒有什麼證據，只能根據口供，故政治保衛局即實行逼、供、信的方針，採取誘供、逼供、指名問供和種種酷刑審訊，結果造成被捕者屈打成招，亂編「供詞」。肅反人員不經調查、甄別，便以此作為定罪和繼續捕人的依據。這樣羅織株連，所謂的「改組派」分子多得難以令人置信。
夏曦在湘鄂西進行的第一次「大肅反」或稱第一次反「改組派」 鬥爭造成了蘇區內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三人同行只能相互監視，不能也不敢說話，甚至連睡覺時都要背靠背，誰也不能理睬誰。他真正起到了革命的敵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因為通過這次「肅反」，他肅掉了許多敵人日夜切齒要殺掉的共產黨人。據他自己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中指出，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殺的達千餘人。
其中有萬濤、周小康、張宗理、尉土筠、劉革非、彭之玉、潘家辰、孫德清、湯慕禹、柳直荀、趙奇、周榮光、段玉林等27人都是湘鄂西蘇區師級以上幹部，都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和紅二軍團的創建人和領導骨幹。據後來回憶，夏曦還懷疑賀龍為「改組派」，只是由於賀龍威望太高而不敢下手。
由於以夏曦為首的中央分局竭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軍事路線、特別是實行「左」傾宗派教條主義的幹部政策，實行「大肅反」，大批革命幹部和群眾被殺。據賀龍回憶僅在洪湖區就殺了一萬多人。當時殺人之多，令人瞠目，據傳洪湖水鄉漁民當時不敢入湖打魚，因為，打魚時往往撈出被沉入湖中的被「肅掉」的人的屍體，這些人都是被活著沉入水中的。
極其殘酷的「大肅反」接連進行了三次，前後被殺的人有數萬之多。這個結果即使是嚴酷的敵人都未必能做得到，但是身為中央分局書記的夏曦做到了。在他的腦海中已牢牢地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就是誰反對我的意見，誰就是異己分子，誰就是「改組派」，在他的深深的潛意識裡，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那麼現在仍存在著以前反對過自己的人，怎麼辦？夏曦便又在1933年6月於麻水開始了第四次「肅反」。其時，第三次「肅反」還未結束。
為什麼夏曦這般迫不及待呢？原因就是紅軍中仍然存在有人帶頭抵制自己意見的現象，依照自己的邏輯，這種人是危險的階級「異己」分子，必須對之展開「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現在紅三軍高級將領中，段德昌已被捕殺，但還有公然在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帶頭批評、抵制自己意見的宋盤銘在，這使夏曦如鯁在喉，彷彿是宋盤銘的存在，便對黨對革命已有著生命攸關的威脅似的。
宋盤銘，出身於產業工人家庭，曾和夏曦一樣到蘇聯學習，但和夏曦不同，他不屬於王明教條宗派，而是反對王明教條宗派被王明稱之為「工人反對派」的成員。從蘇聯回國後，被分配到紅三軍從事政治工作，是紅三軍中優秀的政治工作幹部，由於夏曦進行「肅反」的日益瘋狂，便在紅三軍中同賀龍一起抵制夏曦的「清黨」與「肅反」，在二次毛壩中央分局擴大會議和走馬坪中央分局會議曾批評夏曦的意見並同大多數人一起否決了他的提議，這使夏曦認定宋盤銘是「改組派」的首領。恰在此時，從上海傳來消息，說宋盤銘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投敵，夏曦便以此為藉口，逮捕了宋盤銘。
宋盤銘被捕後，堅貞不屈，曾當面同夏曦進行爭論，並痛斥夏曦：「以勢壓人並不意味著你掌握有真理，請你記住，革命是千千萬萬人的事業，你並不是革命的化身，我反對你的意見並不是反對黨、反對革命，恰恰相反，我是為了革命的事業，黨的事業。」不僅如此，宋盤銘提出要和夏曦到中央去爭論。但夏曦是不給他爭論的時間的。儘管賀龍認為宋盤銘一家三代是工人，本人從小參加革命，表現很好，不可能是「改組派」。因此曾趁夏曦離開麻水時，釋放了宋盤銘。可是夏曦一回麻水立即又逮捕了宋盤銘，並於1933年12月29日將其處決。
在逮捕宋盤銘的同時，還逮捕了團級以上幹部數十名，這些幹部中，除八師二十二團團長賀炳炎由於賀龍堅決反對，關向應說情才被放出來，而其餘的均被殺。
在這次「肅反」中，夏曦依然依靠對自己亦步亦趨的政治保衛局局長，紅三軍中政治部政務科長姜琦。姜琦負責整理「肅反」材料，指揮抓人、審訊和處決「改組派」的工作，積極推行「左」傾肅反政策。而夏曦則看到姜琦十分忠實於自己，便倚姜琦為心腹，對姜琦言聽計從。只要姜琦拿出材料，他不管是怎麼拿的，無所謂證據，他便批准處決。甚至在「肅反」高潮時，姜琦站在行軍隊列的路旁，對過往的紅軍戰士進行相面，只要他看誰不順眼，一個示意，身邊的隨從保衛局人員便立即上前，將人逮捕。因此，姜琦在紅三軍中被視為殺人魔王。當然，姜琦所逮捕所殺害的都是夏曦不滿的人，自然其罪名也只能沒有真憑實據的「莫須有」，而姜琦則因為善於揣摩夏曦的心思而受到重用和信賴。
與「大肅反」伴隨而來的，是湘鄂西根據地的喪失及紅三軍力量的嚴重削弱，紅三軍由15000人降到9000多人。
時間已經到1934年4月，中國革命已因王明「左」傾教條宗教的統治而走向危急階段。夏曦又迫不及待準備進行第五次「肅反」。可是，到了4月中旬，盧冬生在指揮紅三軍偵察連偵察敵情時，在鶴峰附近抓到一個特務，經審訊得知是同紅三軍政治部政務科長，負責紅三軍「肅反」工作的姜琦進行聯絡的，同時又從其身上搜出了聯絡信件以及應對暗號標誌，這一下使盧冬生目瞪口呆，原來主持蘇區「肅反」的姜琦竟是國民黨特務。當盧冬生會同賀龍、關向應向夏曦匯報情況時，夏曦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如此積極執行自己「清黨」與「肅反」 任務的竟是國民黨特務！可是，證據是確鑿的，特務本人亦供認不諱。
事實同夏曦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其實這是事物的固然邏輯，幾乎成為夏曦推行政策的化身的姜琦本身就是敵人，可他竟然執行了夏曦這個自詡為最革命的共產黨人的政策，難道這還不能說明「左」傾冒險主義者是多麼的可笑可悲嗎？
通過這一件事，夏曦再也不能保持原來的神態了。假若有人立即抓著這一事件，按照夏曦本人處決宋盤銘的邏輯來推理，夏曦恐怕不能安坐。這彷彿是有人在他頭上猛擊一掌，他開始自我批評反思了。雖然他在1934年4月在給中央匯報工作時還說「改組派」「不斷地恢復」，因此只好仍然不客氣地查獲一個殺一個。但在實際上，夏曦在事實面前已不可能再進行大張旗鼓的「肅反」了，「肅反」實際已經停止。當然對於姜琦，夏曦惱羞成怒，下令處決這個特務－－－這個使他難堪的真正的反革命特務。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公審，姜琦自知罪惡纍纍，在夜間圖謀逃跑時被保衛人員打死。
「肅反」已經停止了，可它留下的惡果是嚴重的。紅三軍的力量遭到嚴重的削弱，由原來的9000多人減到3000多人，實際上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決定放棄恢復湘鄂邊蘇區，另創建湘鄂川黔新蘇區，並把「恢復湘鄂邊蘇區」的口號改為「創造湘鄂川黔新蘇區」的口號。實際上承認恢復湘鄂邊蘇區的努力遭到失敗。
也就在這次會議上，夏曦自入湘鄂西以來，第一次承認自己在軍事上犯了冒險主義錯誤，政治上犯了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眾的錯誤。儘管這是初步的，它並不表明夏曦放棄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但它畢竟表明，夏曦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取得了一點進步。
大村會議以後，紅三軍在賀龍、關向應的領導下挺進黔東，開闢黔東根據地。從此，開始了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創建工作。
1934年4月1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利川縣十字路召開會議，由於出現了姜琦事件，夏曦十分害怕有人藉此按照自己的邏輯來對付自己。因此，夏曦的那「一夫當關」的氣概幾乎消失殆盡，儘管他可以用革命的名詞來證實自己的信念，可在嚴酷的現實之下，只能用蒼白無力的言辭替自己辯護。以致當中央來信批評他的錯誤時，他以拒不傳達的態度對抗。最後，在賀龍、關向應的抗議下，才向賀、關作了傳達，而盧冬生則作為列席人員出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夏曦硬著頭皮聽賀、關對他的批評，而當盧冬生發言時，夏曦大發雷霆，說盧沒有發言權。盧冬生此情此景下，再也不甘沉默，倆人激烈地辯論起來。這說明夏曦在湘鄂西蘇區一手遮天的局面已經結束了。
夏曦自蘇聯回國後，恰逢共產黨國際代表米夫插手中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扶植王明上臺，夏曦竭力支持王明的觀點，王明在1931年1月17日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臺後，即派遣夏曦為中央全權代表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去充實領導。拉開了湘鄂西「肅反」的血幕……
1931年3月初夏曦到達湘鄂西。27日，組成了以自己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4月15到5月初，中央分局相繼召開湘鄂西特委會議，工會和青年團代表大會以及洪湖區各縣的黨代表和蘇維埃代表會議等，積極貫徹執行「左」傾冒險主義。6月24日，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組成，同時取消了湘鄂西特委，基本從組織上完成了對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控制。
湘鄂西蘇區黨的「四大」以後，湘鄂西黨內在反「右傾機會主義」 的旗號下，開始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反傾向」鬥爭。
恰在此時，鄂豫皖蘇區的大「肅反」經驗及中央蘇區「富田事變」的教訓傳到了湘鄂西蘇區，這些都使夏曦本來就緊張的「鬥爭神經」 更加緊張。1932年4月，以他為首的中央分局和軍委主席團發出了《改造紅三軍的訓令》。明確指出，湘鄂西蘇區不但到處有「反革命」，而且有龐大的「反革命派別」和「反革命團體」。從此出發，湘鄂西蘇區中央分局，確切地說是夏曦本人認定：反革命「加緊活動最明顯的是去年省委擴大會議」及今年省「四大」上；反革命派別「向國際路線的中央分局進攻」中，「有一小部分為老黨員、老幹部變成了反革命派別的中堅」。因此，夏曦認為必須進行「肅反」工作。為此，中央分局大造反「改組派」反「第三黨」的輿論，組織上改組了省政治保衛局，成立了「肅反」委員會和革命軍事法庭，緊接著便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改組派」的運動。
1932年5月，國民黨集中20個團「清剿」氵刁汊湖。湘鄂西蘇區天漢縣軍事部副部長楊國茂率部擊潰敵張錫侯營並將其包圍於小黑潭，但張錫侯實行緩兵之計，假意答應次日投降，楊國茂中計。結果次日清晨，敵援兵在飛機配合下向紅軍反撲。戰鬥中，紅三軍及時趕到並俘虜張錫侯。這件事引起中央分局尤其是夏曦的高度重視。因為近日來反對「改組派」的工作一直沒有突破口，所以命令保衛局嚴訊張錫侯，在酷刑誘供下，張錫侯誣供與楊國茂有勾結，密謀於5月18日在紅軍和游擊隊中發動暴亂。據此，夏曦認定楊國茂為「改組派」，不許本人申辯，即予處決。接著又輕信口供，按敵俘提供的線索繼續捕人。
由於這些並沒有什麼證據，只能根據口供，故政治保衛局即實行逼、供、信的方針，採取誘供、逼供、指名問供和種種酷刑審訊，結果造成被捕者屈打成招，亂編「供詞」。肅反人員不經調查、甄別，便以此作為定罪和繼續捕人的依據。這樣羅織株連，所謂的「改組派」分子多得難以令人置信。
夏曦在湘鄂西進行的第一次「大肅反」或稱第一次反「改組派」 鬥爭造成了蘇區內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三人同行只能相互監視，不能也不敢說話，甚至連睡覺時都要背靠背，誰也不能理睬誰。他真正起到了革命的敵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因為通過這次「肅反」，他肅掉了許多敵人日夜切齒要殺掉的共產黨人。據他自己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中指出，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殺的達千餘人。
其中有萬濤、周小康、張宗理、尉土筠、劉革非、彭之玉、潘家辰、孫德清、湯慕禹、柳直荀、趙奇、周榮光、段玉林等27人都是湘鄂西蘇區師級以上幹部，都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和紅二軍團的創建人和領導骨幹。據後來回憶，夏曦還懷疑賀龍為「改組派」，只是由於賀龍威望太高而不敢下手。
由於以夏曦為首的中央分局竭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軍事路線、特別是實行「左」傾宗派教條主義的幹部政策，實行「大肅反」，大批革命幹部和群眾被殺。據賀龍回憶僅在洪湖區就殺了一萬多人。當時殺人之多，令人瞠目，據傳洪湖水鄉漁民當時不敢入湖打魚，因為，打魚時往往撈出被沉入湖中的被「肅掉」的人的屍體，這些人都是被活著沉入水中的。
極其殘酷的「大肅反」接連進行了三次，前後被殺的人有數萬之多。這個結果即使是嚴酷的敵人都未必能做得到，但是身為中央分局書記的夏曦做到了。在他的腦海中已牢牢地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就是誰反對我的意見，誰就是異己分子，誰就是「改組派」，在他的深深的潛意識裡，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那麼現在仍存在著以前反對過自己的人，怎麼辦？夏曦便又在1933年6月於麻水開始了第四次「肅反」。其時，第三次「肅反」還未結束。
為什麼夏曦這般迫不及待呢？原因就是紅軍中仍然存在有人帶頭抵制自己意見的現象，依照自己的邏輯，這種人是危險的階級「異己」分子，必須對之展開「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現在紅三軍高級將領中，段德昌已被捕殺，但還有公然在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帶頭批評、抵制自己意見的宋盤銘在，這使夏曦如鯁在喉，彷彿是宋盤銘的存在，便對黨對革命已有著生命攸關的威脅似的。
宋盤銘，出身於產業工人家庭，曾和夏曦一樣到蘇聯學習，但和夏曦不同，他不屬於王明教條宗派，而是反對王明教條宗派被王明稱之為「工人反對派」的成員。從蘇聯回國後，被分配到紅三軍從事政治工作，是紅三軍中優秀的政治工作幹部，由於夏曦進行「肅反」的日益瘋狂，便在紅三軍中同賀龍一起抵制夏曦的「清黨」與「肅反」，在二次毛壩中央分局擴大會議和走馬坪中央分局會議曾批評夏曦的意見並同大多數人一起否決了他的提議，這使夏曦認定宋盤銘是「改組派」的首領。恰在此時，從上海傳來消息，說宋盤銘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投敵，夏曦便以此為藉口，逮捕了宋盤銘。
宋盤銘被捕後，堅貞不屈，曾當面同夏曦進行爭論，並痛斥夏曦：「以勢壓人並不意味著你掌握有真理，請你記住，革命是千千萬萬人的事業，你並不是革命的化身，我反對你的意見並不是反對黨、反對革命，恰恰相反，我是為了革命的事業，黨的事業。」不僅如此，宋盤銘提出要和夏曦到中央去爭論。但夏曦是不給他爭論的時間的。儘管賀龍認為宋盤銘一家三代是工人，本人從小參加革命，表現很好，不可能是「改組派」。因此曾趁夏曦離開麻水時，釋放了宋盤銘。可是夏曦一回麻水立即又逮捕了宋盤銘，並於1933年12月29日將其處決。
在逮捕宋盤銘的同時，還逮捕了團級以上幹部數十名，這些幹部中，除八師二十二團團長賀炳炎由於賀龍堅決反對，關向應說情才被放出來，而其餘的均被殺。
在這次「肅反」中，夏曦依然依靠對自己亦步亦趨的政治保衛局局長，紅三軍中政治部政務科長姜琦。姜琦負責整理「肅反」材料，指揮抓人、審訊和處決「改組派」的工作，積極推行「左」傾肅反政策。而夏曦則看到姜琦十分忠實於自己，便倚姜琦為心腹，對姜琦言聽計從。只要姜琦拿出材料，他不管是怎麼拿的，無所謂證據，他便批准處決。甚至在「肅反」高潮時，姜琦站在行軍隊列的路旁，對過往的紅軍戰士進行相面，只要他看誰不順眼，一個示意，身邊的隨從保衛局人員便立即上前，將人逮捕。因此，姜琦在紅三軍中被視為殺人魔王。當然，姜琦所逮捕所殺害的都是夏曦不滿的人，自然其罪名也只能沒有真憑實據的「莫須有」，而姜琦則因為善於揣摩夏曦的心思而受到重用和信賴。
與「大肅反」伴隨而來的，是湘鄂西根據地的喪失及紅三軍力量的嚴重削弱，紅三軍由15000人降到9000多人。
時間已經到1934年4月，中國革命已因王明「左」傾教條宗教的統治而走向危急階段。夏曦又迫不及待準備進行第五次「肅反」。可是，到了4月中旬，盧冬生在指揮紅三軍偵察連偵察敵情時，在鶴峰附近抓到一個特務，經審訊得知是同紅三軍政治部政務科長，負責紅三軍「肅反」工作的姜琦進行聯絡的，同時又從其身上搜出了聯絡信件以及應對暗號標誌，這一下使盧冬生目瞪口呆，原來主持蘇區「肅反」的姜琦竟是國民黨特務。當盧冬生會同賀龍、關向應向夏曦匯報情況時，夏曦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如此積極執行自己「清黨」與「肅反」 任務的竟是國民黨特務！可是，證據是確鑿的，特務本人亦供認不諱。
事實同夏曦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其實這是事物的固然邏輯，幾乎成為夏曦推行政策的化身的姜琦本身就是敵人，可他竟然執行了夏曦這個自詡為最革命的共產黨人的政策，難道這還不能說明「左」傾冒險主義者是多麼的可笑可悲嗎？
通過這一件事，夏曦再也不能保持原來的神態了。假若有人立即抓著這一事件，按照夏曦本人處決宋盤銘的邏輯來推理，夏曦恐怕不能安坐。這彷彿是有人在他頭上猛擊一掌，他開始自我批評反思了。雖然他在1934年4月在給中央匯報工作時還說「改組派」「不斷地恢復」，因此只好仍然不客氣地查獲一個殺一個。但在實際上，夏曦在事實面前已不可能再進行大張旗鼓的「肅反」了，「肅反」實際已經停止。當然對於姜琦，夏曦惱羞成怒，下令處決這個特務－－－這個使他難堪的真正的反革命特務。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公審，姜琦自知罪惡纍纍，在夜間圖謀逃跑時被保衛人員打死。
「肅反」已經停止了，可它留下的惡果是嚴重的。紅三軍的力量遭到嚴重的削弱，由原來的9000多人減到3000多人，實際上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決定放棄恢復湘鄂邊蘇區，另創建湘鄂川黔新蘇區，並把「恢復湘鄂邊蘇區」的口號改為「創造湘鄂川黔新蘇區」的口號。實際上承認恢復湘鄂邊蘇區的努力遭到失敗。
也就在這次會議上，夏曦自入湘鄂西以來，第一次承認自己在軍事上犯了冒險主義錯誤，政治上犯了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眾的錯誤。儘管這是初步的，它並不表明夏曦放棄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但它畢竟表明，夏曦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取得了一點進步。
大村會議以後，紅三軍在賀龍、關向應的領導下挺進黔東，開闢黔東根據地。從此，開始了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創建工作。
1934年4月1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利川縣十字路召開會議，由於出現了姜琦事件，夏曦十分害怕有人藉此按照自己的邏輯來對付自己。因此，夏曦的那「一夫當關」的氣概幾乎消失殆盡，儘管他可以用革命的名詞來證實自己的信念，可在嚴酷的現實之下，只能用蒼白無力的言辭替自己辯護。以致當中央來信批評他的錯誤時，他以拒不傳達的態度對抗。最後，在賀龍、關向應的抗議下，才向賀、關作了傳達，而盧冬生則作為列席人員出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夏曦硬著頭皮聽賀、關對他的批評，而當盧冬生發言時，夏曦大發雷霆，說盧沒有發言權。盧冬生此情此景下，再也不甘沉默，倆人激烈地辯論起來。這說明夏曦在湘鄂西蘇區一手遮天的局面已經結束了。
(浴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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