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星期四，她在哈佛的亞洲中心作了題為「欺君之術」的演講。戴晴說，中國人的媒體欺上瞞下，從袁世凱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當時的那份《順天時報》，盡說他稱帝是「民眾的願望」。而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幹得更絕，一切的媒體必須為黨服務，媒體是黨的喉舌。哪屆領導人不是「紅色皇帝」。1949年後，在「人民當家作主」這句口號下，人民失去了思考權，失去了發言權；最重要的，真正地失去了知情權。
現在有句俗話叫：新聞中只有天氣預報是真的。如果你看到媒體宣傳上號稱「形式一片大好」，那實際情況就是危機四伏了。因為在中國，黨控制一切，從國家資源到國家軍隊，從大眾媒體甚至到人民的意見。
戴晴說，毛澤東一上臺，就把所有媒體做了大肅清。反黨的都被取締，親共「進步」的給予保留，中立的都進行改造。並組織了國家級機構「中央宣傳部」，專門用於控制人民的意識形態。
毛澤東自己也說，要「槍桿子」、「筆桿子」齊下。當年新中國剛成立時，毛還是很受蘇聯的控制。為了不得罪蘇聯，取得它的經濟援助，毛澤東不得不給蘇聯的「特派員」王明一個職位。於是就叫他去做「最沒用的事」-- 制定憲法。王明真是很投入地去做了這件事，制定了「人民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等一系列「自由」的憲法。制定完後毛說，「我們有憲法了，它很好看呢。」言下之義「並不好用」。
所以中國從來都是一個領導人說了算，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憲法到現在為止沒有用過。例如法輪功，人們只是想為健康煉一煉功，憲法上也是說可以的，但現實是「不」！
到了鄧小平時代有所改進。戴晴說，鄧在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想在各個領域都進行改革，改正政府的錯誤，幫助文革受害者。戴晴感到中國有了希望，為此放棄工程師，改行作了記者。當時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十分開明，他在新上任不久後，在給《光明日報》的一次講話中對記者說，你們是深入群眾第一線的，作為上級，我只有全力支持你們。那段時間的中國的媒體是少有的繁榮期，但時間很短。
六四後，一切的情況都變了。朱厚澤由於不肯作自我檢討，被罷官。鄧小平的幾乎所有的改革都停止下來，只有在市場經濟方面還在繼續，於是就變成了「帶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對西方社會的開放也是有過濾性的，進來的都是垃圾，像商業浪潮、性解放等。而好的東西，比如「民主意識」卻被擋在外面。我們現在還是沒有「思想自由」，媒體的控制和網站的封鎖使我們知道的東西很有限。出版自由更別談了。稍微有一點不符合宣傳部的要求，書就會被禁止，報紙被查封，編緝被調換。戴晴說，現在沒有一家國內的報刊能登她的文章。像《南方週末》這樣還能說點真話的雜誌，總編還是她的朋友都不敢登她的文章。有一家刊物斗膽登了後，立即被查封。她本人在十六大召開期間都被公安監視，不許出門。戴晴開玩笑說，現任「中宣部長」丁關根的綽號是「盯關跟」 -- 牢牢地「盯」著你，一不服從就把你「關」起來，你要做什麼一出門就「跟」上你。
當問到對新的「第四代」領導人有何看法時，戴晴說，她認為這一批人都是在有限的知識和實踐中培養出來的。「和藹可親」(nice guy)並不說明有能力帶領中國進入新紀元。她對中國在近期內民主化不樂觀。她說，中國就像安然公司，表面上很繁榮，裡面遭透了，甚至比前蘇聯還糟，只是媒體上不透露而已。
也有學者認為戴晴的觀點不具代表性，即使在知識份子中對中國的民主也有分歧，特別是「新左派」。戴晴就此說，人們談到中國就會想到腐敗的「官員」，但他們最沒有想到是中國的腐敗的「學者」、腐敗的「教授」，腐敗的知識份子。「新左派」還有一個名字叫「愛國賊」。那些想在當權者這邊分點好處的人是什麼話都說得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她自我解嘲道，「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在中國是不多，我們很孤獨，但不管環境再艱難，也要說真話。」
戴晴說，中國的發展有兩根線。一根是傳統的儒家思想，這是我們跟臺灣共同的地方。所以在臺灣發生的，在中國也會發生。還有一根就是共產主義，這跟蘇聯一樣，那麼在前蘇聯發生的，在中國也會發生。不過要等到中國的「普京」出現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不管怎樣，中國情況還是有很大的變化。首先，網際網路的作用是無可比擬的。共產黨再封也封不全。還有，海外的華人在變，他們有的有很高的學位，有的很有錢，有的已成為美國公民，他們用自己的能力在不同階層和方式影響的民主自由。好像《大參考》，憑一個人的力量，就把中國封鎖的消息，傳給了那麼多的國內人民。戴晴說，這些年輕人就是中國的希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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