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短短的三句話告訴我們，時至今天，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即使到2030年，中國也仍然會有8億農民留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
中國的農村，已經走過了「一镢頭刨出個金娃娃」的大包乾時代，盤根錯節的農村問題，使任何一項改革都有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意味。專家指出，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老老實實地瞭解實際情況，研究現實問題。所以，儘管「向農民道歉」多少有些理想主義，但若是真有那麼一些人能夠做到真正去瞭解農村，去解決問題，總比坐在辦公室裡空等著「政策」強上許多。
2000年11月25日，白水縣西固鎮器休村因交稅糾紛發生了數百名農民打砸鎮政府和派出所的惡性事件。事發後，當地發生了這樣奇特的情景：「一些農民害怕報復，嚇得春節也不敢回家；各級幹部也輕易不敢到村裡去。」
難得的，這一事件沒有以農民被「報復」告終，2001年4月9日，馬銀錄率領12人的工作組進駐器休村，瞭解這一重大事件背後的原因。也許工作組在剛進村的時候就已經接近了答案，他們聽到村民們這樣議論他們－－「一幫狗東西」。
陝西省白水縣組織部長馬銀錄，在當地一個農村呆了96天，回來後寫了一本書：《向農民道歉》。這本書作為內部資料在幹部中流傳的時候，「不少人潸然淚下」。
當時被感動的還有眾多網友，人們稱讚這位難得一見的組織部長，不僅調查了事實，說出了事實，還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也同樣有人當時質問，像馬銀錄這樣的官員，中國有多少個？有人深思，除了「向農民道歉」，馬銀錄還能走多遠？
寫這篇文章時，馬銀錄已從陝西省白水縣組織部長任上離開半月有餘。
「我現在在家呆著，」電話那頭傳來馬銀錄蕭瑟的聲音，「前不久縣裡換屆，我不再擔任副書記、組織部長。下一步準備去一個省直機關，不擔任實際職務。」
馬銀錄在白水縣整整當了3年的組織部長，其間的經歷被人總結為「成也一句話，敗也一句話」。這句話，就是馬銀錄在真切地看到了農村的現實狀況後喊出的一句口號－－－「向農民道歉」。
提出這句口號時馬銀錄正以縣委工作組組長的身份駐紮在白水縣西固鎮器休村。此前，農稅幹部在該村收稅時與村民發生糾紛，當天晚上，農稅幹部帶著十幾名警察和兩輛警車來到村裡，強行帶走了村民家裡的4口人，包括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為了救人，幾百名農民衝進鎮政府，釀成了「11．25」惡性事件。
隨後，馬銀錄率領工作組進駐器休村。在器休村的90多個日夜裡，這位從部隊轉業的組織部長被農村的現實震驚了，他看到了農村之難、農民之苦，看到了時常發生的收稅糾紛後面是農民沈重的負擔，是農稅幹部在任務重壓下變形的工作作風和方法。
出於責任和感動，馬銀錄把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成了「駐村手記」，總的題目就叫《向農民道歉》。手記的開頭寫著這麼幾句話：「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幾次坐著起不來，幾次咬牙捏拳頭，幾次掉淚恨自己。」
馬銀錄說：「接觸之後才知道，沒有一個農民是真正想鬧事、想和政府作對的。干群關係出了問題，根子往往在幹部身上。」用「道歉」的形式，馬銀錄緩解了器休村的干群矛盾，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村裡的一些問題。
馬銀錄說：他提出的「向農民道歉」並不是僅僅只就「11．25」事件而言，也並不是只針對器休村的農民。實際上，整個中國的農民都享有接受道歉的權利，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馬銀錄用行動證明了道德努力對於改善干群關係的可能性。
當外界對馬銀錄紛紛予以關注時，白水縣內部卻是另一番情景。據瞭解，當地領導在正式場合併未對馬銀錄的做法給予肯定，有的人本來想幫器休村解決點問題，一看上面沒表態，便不敢再做了。還有的領導公開表示對「11．25」事件持保留意見，在今年的大會上更有人提出要用「三鐵政策」（鐵心腸、鐵面孔、鐵手腕）收稅。
一位知情人說，馬銀錄的做法實際上是對當地原有做法的否定，因此在後者佔主流的情況下，他的空間越來越小是很自然的事。從這個角度說，他在換屆時調離白水縣也是意料中的事。
後附：一位組織部長眼中的農村現實：我們要向農民道歉（2002年8月9日10:37 南方網-南方週末）
自古以來，中國農民其實都是容易滿足、最謹慎安分的一個群體。李百軍
□本報駐京記者 鄧科
2001年9月，一本名為《向農民道歉》的內部資料在陝西省縣級以上幹部中間流傳，不少人看了潸然淚下。
這本書的作者叫馬銀錄，時任陝西省白水縣縣委常委、組織部長。2000年11月25日，白水縣西固鎮器休村因交稅糾紛發生了數百名農民打砸鎮政府和派出所的惡性事件。
2001年4月9日，馬銀錄率領12人的工作組進駐器休村，至7月14日離開，共駐村96天。其間經歷了從一進村被村民罵成「一幫狗東西」，到離開時村民們捧著雞蛋蘋果流淚相送的過程。
在這90多天裡，馬銀錄以手記的形式記錄下了每天的所做、所見、所感，真實地反映了農村的人緣、族緣和干群關係，反映了中國最基層的現實和矛盾，反映了農民之苦、農民之難、農民之善。
近日，這本書正式公開出版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馬銀錄說；「接觸之後才知道，沒有一個農民是真正想鬧事、想和政府作對的。干群關係出了問題，根子往往在幹部身上。」
他說：「我們要向農民道歉。『道歉』，是明確責任、解決矛盾最有效的方法。正是靠這個，我們才很好地解決了『11．25』事件反映出的一系列的問題。」
「向農民道歉」，是在「三農」背景下一線工作的從政者自我反思後提出的一句響亮的口號。
進村：群眾為何如此恨我們
對於「11．25」事件，新華社在後來的報導中這樣寫道：「11月25日，西固鎮收稅幹部與器休村一戶農民發生衝突。當晚，鎮派出所警察強行將4個農民抓走。數百名群眾聞訊後趕到鎮政府，衝擊派出所，救出被抓農民，釀成影響惡劣的『11．25』事件。事後，一些農民害怕報復，嚇得連春節也不敢回家；各級幹部也輕易不敢到村裡去。」
此後，西固鎮曾先後兩次派幹部前往器休村試圖處理此事，但群眾對立情緒很重，幹部「無功而返」。
在這種情況下，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馬銀錄受命率縣級工作組進駐器休村，試圖徹底解決這裡的問題。
為了避免激化群眾的對立情緒，工作組沒有乘坐專車，而是一人背一個行李包乘坐城鄉公交車來到器休村。沒想到的是，一進村他們就聽到了這樣的對話：「這夥人是弄啥的？」「一幫狗東西。誰知是弄啥的。」
馬銀錄說：「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嚨口，群眾為何如此恨我們？」
工作組12人按照事先的安排分別住進了五戶農家。臨行前工作組規定：自帶被褥，自帶伙食費，每人每天5元，先向房東預交10天50元伙食費。並且制定了紀律：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能說不負責任的話，不能做對不起群眾的事。
晚飯時分，工作組兩位同志來到馬銀錄住的農戶家。
馬銀錄問：「你們吃飯了嗎？」「沒有。」「為什麼？」
原來是主人肚裡有氣，不願做飯給幹部吃。
過了一會兒，工作組的其他成員也來了。大家反映，有的主人熱情，有的主人冷淡，問是不是又打人抓人來了？
馬銀錄說：老百姓有這些想法是很正常的，那個時候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和村民拉近距離，讓他們不把我們當「敵人」看。我們覺得，光追究幾個鬧事村民的責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我們到村裡來，就是要瞭解事件背後深層次的問題在哪裡，幹部在這中間應該作什麼樣的反思，怎樣才能徹底解開干群關係中的「疙瘩」。
工作組原計畫用十天到半個月的時間來完成這些工作，但沒有想到的是，器休村問題的複雜性大大超過了預料，他們一呆就是96天。
現實：農民之難
工作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家串戶瞭解農民們的情況。
讓馬銀錄震動的是，一些農民生活的困難程度達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
任組織部長之前，馬銀錄一直在部隊工作。他說，一直以來他對農民生活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各種宣傳報導，這些報導給他的印象是：農民應該都過上了富裕的生活。轉業後他負責組織工作，同農村接觸不多。這次深入到最基層，他才真切體會到了農民之難。
在村民武來貴家，馬銀錄看到他沒錢用電，點蠟燭點了20年；在村民董自懷家，馬銀錄看到他幾乎是借錢度日，連1.2元的借款都清清楚楚地記在賬本上。
馬銀錄寫道：「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幾次坐著起不來，幾次咬牙捏拳頭，幾次掉淚恨自己。」他把身上的錢掏出來給了他們，但他知道這些遠遠不夠。
進村第三天，即4月12日早晨，工作組成員聚在一起開了第一個碰頭會，交流自己兩天來的所見所聞。
縣委組織部辦公室主任楊永生說：我們蓋自己的被子，交伙食費，到群眾家走訪。一些群眾說，這才像共產黨的幹部；但也有一些群眾說我們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煤炭局黨委副書記張新發說：今年蘋果形勢不好，一些青年準備外出打工，並放出話說，走時要放「起身炮」，就是要放倒原來在稅收糾紛中打過群眾的人。
許道鄉副鄉長賀文生說：我走訪了4戶，3戶人家很熱情，說早就盼著我們來。說村幹部心太黑、手太長，不整整他們，就沒有群眾活的日子。另一戶人家，是南槐隊的，不相信我們，說只有中央來人才能解決村裡的問題，你們能幹啥。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有些群眾說我們是抓人來了，收農特稅欠款來了，賣狗皮膏藥來了……
馬銀錄說：「碰頭會後，我們決定，立即召開村民大會，告訴群眾我們為什麼要來，我們來幹什麼，免得群眾猜測、議論，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村民大會：轉折點
村民大會在村部召開。村部鐵門鏽跡斑斑，院中間剛掃過，並用白灰畫出4道線，分別寫著聯合隊、東頭隊、南槐隊、前槐隊、後槐隊。
11時多，村民陸陸續續來到這裡。只有個別人呆在劃定的區域內，絕大多數則坐在、蹲在、站在牆兩邊和大門外。
馬銀錄用話筒叫外面的群眾進來開會，可是只有個別人響應。
沒有辦法，馬銀錄只好講了起來－－－
大門口及外面的群眾不進來也行，因為我們是群眾大會，來去自由。今天的大會，是臨時決定的。開會前，有些同志就阻攔我，說不能開會。為什麼？因為我們村有「炸會」（指起鬨鬧事使會議不能正常進行）的歷史，兩年來，就炸過8次會，其中一次差點出人命，說是把4張桌子、8條板凳都踏成了渣渣，並把鄉上的一名幹部撇了一磚，人沒受傷，但把窗玻璃打碎了。有人擔心把我也會被撇一磚，我說不要緊，咱們前世無冤，現在無仇，群眾不會向我撇磚。
我們來器休村幹什麼？
1.不是來抓人打人。這兩天，有些群眾傳說，我們是抓人的，我可以明確告訴大家，我們不是來抓人打人，但是我們可以管抓人打人的。不管是什麼人，不能隨便抓人打人。如果有人抓人打人，你們直接找我。我就不信，我們工作組在這裡，誰還敢隨便抓人打人！如果真有此人，我領著大家打官司。
2.我們是來進行「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的。中央、省委、市委、縣委都先後作出決定，在農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以解決我們村班子不健全、制度不落實、運作不規範、財務不清楚、村風不正等問題。
3.我們是來徵求意見的。徵求對縣上的意見，徵求對鄉鎮的意見，徵求對村幹部的意見。
4.我們是來為群眾排憂解難的。你們有什麼憂愁，有什麼困難，都可以告訴我們。我們能解決的立即解決，不能解決的共同商量，或請求有關領導、部門幫助解決。
下面，我講講我走訪董自懷一家後的感受。大家知道，董自懷一家住在村西頭。他本人有胃病，骼膊受過傷，不能幹重活。他媳婦叫葡萄，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上五年級，一個上三年級。昨天上午，我們去他家，看著特別淒惶。兩扇大門很舊很爛，用鐵絲拴在兩根粗細不一的木樁上。院子不大，房子很小，吃的飯很簡單。現在欠款7000多元，每筆欠款都記得很細。其中借人家的1塊2毛錢都記得清清楚楚。孩子上學交不起學費、課本費，幾次讓學校擋在門外，不讓上學。
就是這樣一個家庭，1999年11月23日晚上，一位農稅幹部元，每筆欠款都記得很細。其中借人家的1塊2毛錢都記得清清楚楚。孩子上學交不起學費、課本費，幾次讓學校擋在門外，不讓上學。
就是這樣一個家庭，1999年11月23日晚上，一位農稅幹部嫌葡萄交稅少，竟把她打得滿嘴是血……這還不夠，又和鎮上另兩名同志封了葡萄家的門，讓孩子無處吃飯。如果被打的是我們的父母兄妹，封的是我們家的門，我們有何感想，我們能容忍嗎？可當時在場的其他鎮上幹部、村上幹部為什麼不管？有的還幫著打，有的還諷刺挖苦，這些幹部別說沒黨性，連人性都沒有！
為什麼發生這樣嚴重的問題呢？我們縣上有責任，我們鎮上有責任。那我們村的幹部、黨員有沒有責任呢？誰有責任誰承擔，誰有問題誰檢查。要登門向群眾道歉。對不承認問題的，不登門道歉的，要嚴肅處理。我就不信，我們縣委處理不了幾個打群眾的人。
馬銀錄的話顯然有了效果。一些群眾說，我們村開會從來沒見過人拍手，那天怪了，給馬部長就拍了5次手。還有的說，從西安、渭南請來的秦腔名角唱戲也都沒拍過手，那天確實怪。
工作組副組長說：「我還看見，會上不少群眾掉了淚。馬部長講葡萄挨打時，確實很氣憤，也動了情，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掉了淚。」
這次會被馬銀錄稱作「轉折點」，此後群眾的對立情緒逐漸淡了下去，工作組不再被看作「一幫狗東西」。
農村矛盾為何產生
通過調查，工作組深入瞭解了器休村的情況。
器休村的矛盾是在1998年後逐漸暴露出來的。這個村的主要產業是種植蘋果，1997年以前經濟狀況較好，曾是白水縣10個農業特產稅上交大村之一。1997年後，由於果樹進入老化期，再加上連年大旱、市場疲軟，農民收入大幅下滑。有的家裡供不起孩子上學，有的不得不貸款交稅，有的在春季揭不開鍋。
「這個時候政府對農民的稅賦也進行了下調，但是下調的幅度跟不上農民減收的幅度。」馬銀錄說，「因此就出現了一對矛盾，一方面農民沒錢交稅，另一方面稅務幹部又必須完成指標。一些幹部就採取簡單粗暴的做法，干群之間出現了一些摩擦。」
器休村女黨員白琴釵說，村裡在經濟狀況好的時候，曾一畝地交稅600元。那時交稅大家排隊交，稅收任務十幾天時間就完成了。現在稅少了，逼著交也沒人交。什麼原因？群眾收入下降了，交不起。
但是一些幹部沒有認真對待這種變化。器休村黨支部書記王玉田對馬銀錄說道：「我們鎮原黨委書記×××在全縣召開的農特稅動員大會上表態，要用『三鐵政策』收稅，我開始沒聽懂，又聽到他解釋說，就是要用『一副鐵心腸，一張鐵面孔，一雙鐵手腕』收稅。當時你們縣領導聽了不知是啥感想，反正我聽了很後怕。後來事實也確實證明了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包村幹部來了開著警車，一個從村東頭叫，一個從村西頭叫，嚇得一些群眾、孩子至今一見警車或聽到警車叫就哭。」
馬銀錄說，這種簡單的工作方式使矛盾逐漸積累，後來就發生了令人痛心的「11．25」事件。
在同村民的接觸中，馬銀錄感到其實沒有一個人願意故意鬧事，農民是容易滿足、最謹慎安分的一個群體。
反思
白水縣縣長雷超武在聽了工作組的匯報後說：我原來沒想到，器休村存在這麼多問題，感到震驚，心情十分沈重。我身為一縣之長，負有領導責任。去年之所以出現打砸派出所、鎮政府事件，是由於以下七種原因造成的：一是基層組織建設薄弱；二是幹部作風粗暴；三是稅賦負擔不公；四是群眾生活困難；五是各種矛盾交叉；六是群眾情緒浮躁；七是幹部反應遲鈍。農稅幹部幾次打人，為什麼？如果打的是我們的父母兄妹，怎麼辦？我們都要反思這個問題。
馬銀錄說，我們進村後，通過深入農戶，走訪群眾，發放意見表等形式傾聽群眾呼聲，感到問題雖然發生在村上，但根源在鎮上。
但當時西固鎮的幹部並不這樣想，他們以為工作組是來幫助他們教育批評村幹部和「鬧事」村民的。
對此，馬銀錄和工作組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在蘋果效益好的時候，器休村70萬元的稅10天就順利完成，這能說群眾是不願交稅，甚至抗稅嗎？近幾年蘋果市場行情不好，自然災害多，群眾收入大幅度減少，是不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味強調完成稅收任務，收不上稅就動硬的，「收拾」群眾，群眾能沒有意見嗎？群眾在他們的利益受到侵犯，甚至人身安全難以保障的情況下，做出了出格的事情，我們能一味責怪群眾嗎？我們不從實際出發、與群眾「對著干」的做法，能代表大多數群眾的根本利益嗎？
在這些尖銳的問題面前，經過對照檢查，西固鎮幹部「我們是對的，群眾有問題」的認識被工作組「扭」了過來。2001年5月26日，西固鎮領導及農稅幹部一行7人來到器休村，逐戶向近年來在徵稅中受到傷害的群眾真誠賠禮道歉。馬銀錄說：「這一道歉，說明我們的素質提高了；這一道歉，器休村存在的突出問題就能解決好；這一道歉，農民的氣順了，就有精力去生產，就有精力抓收入。」
對類似「11．25」事件的處理，不同的立場就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如原陝西省委組織部長栗戰書所說，農民一肚子苦水，一肚子委屈，一肚子憤懣，咱們幹部也有。辦法硬了老百姓鬧事，完不成任務（幹部）要被批評。但首先考慮誰呀，是老百姓還是幹部？
在「11．25」事件的後面，器休村多年來一連串的老問題被暴露出來。由於村組織不健全，財務混亂，器休村內部的干群關係也很緊張。有群眾用汽油燒過幹部的門，砍過幹部的蘋果樹，也有幹部用刀捅過群眾。
農村問題主要是財務問題。幾年來器休村的賬目混亂不堪，幾任村幹部都稱自己為村裡辦事墊付了錢，群眾欠他們的，加起來有26萬餘元。一些幹部把村支部、村委會的公章扣在自己手裡，揚言說：「要公章，拿錢來。」
沒有公章，村裡很多事就無法開展，群眾對此很不滿，問道：「幹部家不是銀行，他們怎麼會有那麼多錢墊出來？再說，他們也沒給村上辦什麼事情，怎麼就花了那麼多錢？」
顯然，器休村要走上正軌，必須先把賬目弄清楚。工作組從10年前的賬開始查起，把賬目一項一項公布出來。這個工作由於涉及的時間長，人數多，阻力大，進行得異常艱苦。
但很顯然，它合乎民心。
馬銀錄在一次會上曾提到自己牙痛，會後他正要往外走，一位老人擋住他說：「你等一下，我給你說兩句話。」
他們走到一邊，老人說：「我兒媳婦飯做得好，請你到我家吃飯。」
馬銀錄心頭一熱：「謝謝您！」「你可要當心身體。牙痛不能咬，我讓兒媳婦給你把飯做軟些。不能老吃速食麵，你想吃什麼，什麼時候吃，我讓兒媳婦給你做。我們器休村的事難辦，不能著急。」
馬銀錄說他當時就掉淚了，「有了這樣的老百姓的支持，我們還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了呢？」
經過努力，工作組把1991年以來擔任過村幹部的21位同志的賬務全部公布上牆，搞清楚了錢款的流向，讓村幹部退出了侵佔的集體資產。群眾拍手叫好，有人還寫詩讚揚。在工作組的指導下，村裡還選出了新的兩委班子。
工作組在器休村共駐紮了96天，7月14日是他們返程的日子。馬銀錄說，他們打好行包正準備離去，突然看見村幹部和群眾敲鑼打鼓，拿著寫有「人民的好公僕」、「農民之友、百姓知音」、「為黨爭光、替民解難」等字樣的錦旗、牌匾前來相送。有的群眾還拿來了床單、鞋墊、雞蛋、蘋果等物品。
馬銀錄後來寫道：「我們無法承受這隆重的歡送場面，個個淚流滿面……」，「我們哭，群眾哭……」，「我們不讓群眾送，群眾卻拉著我們的手不讓走……」，「我們只好向群眾再次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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