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另一個不容忽略的「致命女子」

新年伊始，讀到的第一篇好文章是余凡清的《向致命女子遙致敬意》（《每日商報》2003年1月3日），回顧剛剛過去的2002年，這是「盛產」致命女人的一年，從美國到中國，從登上《時代》週刊風雲人物的三個女性到被選為《南方週末》年度人物的王選。她們固然都是2002年的致命女子，她們身上所體現的美好品質，代表了人類的良心和希望。我想說的是另一個不容忘卻的女性－－黃宗英。2002年12月，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在《南方週末》、《文匯讀書週報》、《炎黃春秋》同步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以巨大的道義勇氣為歷史見證。她是演員，是作家，更是歷史的見證人，如果不是她秉承良知的召喚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站出來擊穿各色文人旁徵博引、精心呵護的神話，為這一幕尚未徹底翻過去的歷史留下有力的證言，關於「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對話將成為一樁懸案，「羅毛對話」會被當成「孤證」而受到來自各方的質疑，眾多的護神者將打著各種漂亮的學術幌子，而加以極力否定。

事情緣起於2001年，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的最後一段記述，1957年，羅稷南在上海當面問毛澤東：「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具有潛在威脅性」的問題，毛澤東的回答是：「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對此，不少文人紛起質疑，認為這不過是羅稷南學生的一家之言，沒有旁證，不能相信。陳晉發表《「魯迅活著會怎樣」？－－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一文（《百年潮》2001年第9期），長篇大論無非想證明沒有這一番「對話」。

直到2002年11月29日，倪墨炎在《文匯讀書週報》發表的《翻譯家羅稷南》一文對此也抱懷疑態度。作為現場見證人，黃宗英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決定說出四十五年前那段塵封的歷史。我看過她演的電影，也讀過她的《小木屋》、《雁南飛》等浸透著赤子之情的報告文學，但如果沒有這篇「證言」，她在我眼中就只是一個演員、一個作家而已。黃宗英是1925年生人，飽經世紀的滄桑憂患，但她不是一個世故的鄉願，不是隨波逐流的苟安者，儘管「文革」記憶猶新，傷口隱痛仍在，但她身上擁有我們今天罕見的金子一般的品質－－責任、勇氣、說真話、眼中容不得沙子等……。她永遠忘不了「對話」帶給她的震顫，1957年7月7日，活躍在電影界的黃宗英已年過不惑，當時正在懷孕，當她親聆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回答，「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一個習慣了謊言的民族常常忌諱真話，黃宗英以她的親見親聞，說出真話，使後人得以瞭解真相，這是她對歷史的重大貢獻。當年在場者已寥落殆盡，她之出來作證，無非是為歷史做個見證，把她看到的、聽到的如實說出來而已。在2002年冬天，挾著她人格的光焰，她的證言如同閃電衝破了夜空，給這個冬天帶來了我們久違的驚喜、激動和溫暖。我相信，黃宗英老人的證言已載入史冊，稱她為2002年不可忘卻的致命女子，她當之無愧。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