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大學生討債的艱難歷程
昨天，記者隨女大學生楊文萍來到她曾經打工的一家公司，經過一番交涉終於拿到了她本應早拿到的勞動報酬。走出這家公司的大門，楊文萍告訴記者，沒想到要工錢竟然是這樣一個艱難的歷程。
楊文萍是北京一所大學的在校生，前一陣，她和幾個同學與一家廣告公司簽訂了用工協議，利用週末時間在商場為一家瑞士的知名跨國食品公司促銷冰激凌。1月底，當楊文萍興沖沖地按照協議規定的時間去公司領工資時，卻被潑了一頭冷水。
楊文萍告訴記者，她去領錢時，發現公司的行政主管簡直像變了個人：「她冷冰冰地問我來幹嗎，我當時就有種被欺騙的感覺。就在前些天，這名主管還在促銷員的例會上表揚我的促銷成績是最好的，現在到了領錢時又像是不認識我了。」聽楊文萍講明來意，主管說現在不能領錢，因為春節前活動多，忙不過來。至於何時領錢，另行通知。
第一次走出校園打工掙錢的楊文萍自此開始了她的「討債生涯」。她先是撥打了那家瑞士食品公司北京辦事處的市場部電話，反映她被拖欠工資的事。一位女職員沒等她說完就不耐煩地挂斷了電話。楊文萍又撥打了這家食品企業總公司的投訴電話，接線員記錄下情況後說以後再回覆。不甘心的楊文萍又把投訴電話打到了區勞動局，工作人員解答說，按規定，在校生利用業餘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不受《勞動法》約束。勞動監察部門也答覆楊文萍，如果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他們較難查處。楊文萍把諮詢電話一直打到了法院……
春節過後，楊文萍又一次撥通了廣告公司的電話，「你打了投訴電話了吧，沒必要把事情搞這麼大。」對方終於軟了下來。昨天，執著的楊文萍終於和同學討回了工資。一位知情者告訴她，這家公司因為拖欠學生促銷員工資被投訴不只一回了，而她算是幸運的了。
為降低「成本」一些公司專雇大學生
某高校碩士研究生王剛昨天也打來電話，向記者訴說了自己歷時兩年的苦澀討債經歷。2000年10月，剛進校門不久的他通過校內海報在一家名為「藍天星」的翻譯公司謀到了一份英文翻譯的工作。2001年3月小王完成了總稿酬約3400元的翻譯量並到公司交稿時，翻譯公司卻只付給了其500元稿酬。自此，小王踏上了他那漫漫討債路，隔三差五就向公司打去一個電話索要欠債，但是直至今日也沒能要到餘下的工資。
小王告訴記者，這種以種種理由拖欠大學生勞動報酬的現象十分普遍，他們班約有10多位同學都曾有過類似經歷。「藍天星」的工作人員鄭女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道出了他們欠錢的理由：「不是公司不想付款，而是擔心付清了款項後，若稿件出現問題，再去找譯者就十分困難，拖欠稿酬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做法。」而另一位叫劉芮的女大學生遭遇或許更慘，當她寒假期間來到某文化公司從事文字編輯工作時，對方要求其先交500元的押金，待所編輯的文稿完成後，公司會將押金與編輯費一併予以結清。10天後，當劉芮帶著已經完成的厚厚一摞文稿高高興興地到公司準備領回500元押金和勞動報酬時，沒想到自己卻成了一場騙局的受害者－－－該公司已經關門溜之大吉了。
據瞭解，一些公司對雇佣在校大學生打工「情有獨鍾」，主要是因為「成本」低，他們通常會極力壓低工錢，甚至有的從開始就沒打算給錢，在他們眼中，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又不受《勞動法》的保護，比較好「坑」。
勤工儉學市場處於沒人管的尷尬境地
種種跡象表明，大學生勤工儉學尚處於一種無序狀態，記者就此問題採訪了各有關方面的說法，感到無論是學校還是社會，對大學生的勤工儉學行為支持的力度都還有待提高。
一位大學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對於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外出打工，學校一般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但一旦出現勞務糾紛，校方也很難起到什麼積極的作用。」北京市勞動局勞動爭議仲裁處徐樹理處長介紹，根據勞動部有關規定，在校生利用業餘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係，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也就是說，在校生參加勤工儉學是一種純粹的勞務關係，算不上真正的勞動者，也不受《勞動法》約束。
大學生勤工儉學注意事項
大學勤工儉學中心工作人員提醒大學生：在選擇兼職打工時，應事先確認用工單位是否有法人資格，在簽訂合同前應該先核實公司身份：是否有工商、稅務頒發的營業執照，是否合法，是否有固定的營業場所，招工單位是否有招工權，如果是某大公司的下屬機構，一定要到該公司總部詢問清楚。學生找工作面試的時候，注意和保安、門衛、電梯司機等熱情打招呼，讓他們知道自己是來該公司應聘的，若是騙局的話，好心人會悄悄提醒你。按照有關規定，所有招工都禁止收取押金或其他預付費用，偏偏許多大學生都不知道。大學生想要保護自己，就要懂得總結別人的、自己的經驗教訓，才能切實維護自身的權益。
勞動部門提醒打工大學生：應與用人單位在自願、公平、等價有償的基礎上簽訂勞務協議，通過契約關係，勞務雙方明確權利和義務。在有協議的條件下，如發生報酬上的爭議或傷亡事故且協商不成，可依據《民事訴訟法》向法院起訴，要求追索勞動報酬等。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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