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前後，我們家曾住在北京鼓樓後面的小石橋，一個有很大後花園的套院裡。父親很喜歡這個住所，房子的建築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氣魄。但父親還是決定搬家，遷入中南海去。
為什麼要搬家呢？父親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撥開食指，說：「第一，為我個人，要有警衛排，要有人燒鍋爐、送煤、要有人跑這麼遠來送文件。這樣要佔用多少人力、物力啊！這第二呢？我上班太遠，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的國家窮啊！」
於是，我們搬進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一套兩進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從外邊遷進來了。母親有時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麗阿姨。家裡要開飯時，我只要打開北面窗戶，扯著嗓子叫喚母親就行了。有幾回，我是從窗口跳過去把母親找回來的。我們兩家就像一家人一樣。
「文革」開始前，王稼祥一家遷出中南海。不久，紅得發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進來。這個院子就開始顯得聲氣浮囂，喧聲笑語常常吵至深夜。
父親和母親的臥室在二進院北屋的西頭，窗戶正對著戚本禹住的院子。對「文革」種種現象的不理解，對於弟弟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壓抑。兩位老人睡覺又少，如果晚上能夠談談也好，但現在不行了，隔牆有耳。對二老來說，這種壓抑在國統區嘗到過，沒有想到，1967年他們在中南海又處在同樣的境地！我家的乒乓球室設在東牆外的一個車庫裡。父親打完球，常常從球室那扇大門走向中南海散步
。距球室東側三四米遠的一個院子裡住著陳伯達的保姆。「文革」開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親經常進出的那扇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了，事前沒有和父親商量一下，甚至沒有通知一聲。據說為了安全、保密。在這樣的環境裡，父親和母親商議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們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個院子。記得一天晚飯後，父親站在院子裡，終於舒暢地伸了一個「懶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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