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長對我說： 「咱們晉察冀有個有名的戰鬥英雄，叫樊金堂……
去延安學習，以後到了東北，現在在遼寧。他挨了好幾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來，你幫個忙，把他調回來吧。」我說：「行。」會上研究通過，然後發個函，不久，這人就帶著全家回到了太原。人回來了，情況也逐漸清楚了。支左的軍人們背地裏嘀咕，』說我調回來一個「壞人」。我不放心，就問那位老首長： 「聽說他蹲過監獄……」他說： 「扯淡!運動當中態度不好，抓起來的……他從來沒有態度好過……哈哈。」樊金堂回到太原三個月不能分配，後來知道這些情況，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長們。他人還沒回來，電話來了。當時的省革委會主任過問此事，指示「妥善安排」。
支左的軍人們頂不住了，同我商量怎麼安排，我說： 「好辦。」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縣大隊的大隊長，到70年代才只十六級，一次會上決定，安排在省測繪局任辦公室主任。
他回來以後；我們才認識。我的老首長曾經多次向我講述樊金堂的戰鬥故事。我同他認識以後，便常常問他。我是想檢驗一下老首長說的是否真實。現在要從頭說那些戰鬥故事，讀者也未必愛聽。再說，我也不善於描寫。我曾經想過，邊區的著名作家不少，怎麼沒人寫樊金堂呢?有個朋友對我說： 「如果寫樊金堂，那是宜傳什麼呢?」我一時回答不上來，他繼續說： 「宣傳，宣傳，不要忘了宣傳」…．」我說， 「宣傳抗日還不行?」他說： 「正是抗日，不能宣傳……」我不能說服別人，只好說服自己。我說宣傳抗日，也是用著「宣傳 」的竿爬……文學是人學，它應該著眼於人。多年來，見物不見人，記吃不記打，鳴乎哀哉 !
樊金堂本質上是個俠客。他年輕時膘悍得很。他的大隊最善於行軍，尤其善於夜行軍。他說打哪裡就打哪裡，三十里五十里，轉最就到，說拿哪個據點，手到擒來。搞得日本鬼子顧此失彼，焦頭爛顴。認真說來，日本鬼子也向他學習，學會了長途奔襲。有一次，軍區抗敵劇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襲，兩路包圍。聶榮臻司令員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隊去解圍。電話上說： 「把演員們都搶救出來，一個不能損失!」樊金堂的大隊跑步趕往出事地點。他要求他的戰士們： 「男演員一個戰士拉一個，女演員跑不動，背也把她們背出來!」他們趕到時，日本鬼子的包圍圈已經合攏。他們衝進去，把演員都救出來了。那真是槍林彈雨 ……日本鬼子也懵了。他們絕沒想到，樊金堂會有這一手，他真敢往包圍圈裡頭沖……所幸，演員沒有損失。他當時的警衛員，叫張培華，我們不久也認識了，他對我說： 「老林，那場戰鬥，我背出來一個女演員，她就是胡朋。」張培華是個典型的舊中國農村的青年，淳樸、靦腆，招人喜歡。晚年他耳朵聾，可是喜歡跟人說話。他聽不清別人說的什麼，只為自己的話哈哈地笑。我常想，現在的農村裡，已經不大見這種青年人了。別人也是打日本，樊金堂也是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稱「朋友」。當時駐軍定襄縣一帶的一個日本聯隊長，相當於團長，叫什麼，樊金堂說過，我忘了。這位聯隊長也是突發奇想，忽然給樊金堂寫了一封信，說： 「非常敬佩樊大隊長，想同樊大隊長見一面，不知能否垂允?」這一類的話，倒也十分的客氣。樊金堂的豪俠氣概一下子就表現出來了。批其信尾，說 「願奉教」，定了時間，地點，最後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約定的時間，那聯隊長帶了一個翻譯，不帶武器，真的來了。戰土們問： 「來了兩個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說： 「別打喲!人家這是客情，咱們要以禮相待。」兩人見面，互致敬禮，握手言歡，然後就在農村茅舍裡的土炕上分賓主落座。那聯隊長首先說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隊長的話……樊金堂忙命炊事員炒幾個萊。我問： 「都是什麼萊?」他說： 「就是炒雞蛋，炒豆腐，記得有個炒干豆角，別的記不清了，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有啥算啥。」我說：「喝的什麼酒?」他說： 「白干。」兩人除了不談打仗的事，別的什麼都談，主要是互相問候，家裡有幾口人等等。根據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這位聯隊長很可能是個紳土，很有派頭，文質彬彬，翻譯說他懂中文，熟悉中國古代典籍。而在他對面坐的樊金堂，卻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民。家庭成分中農，父親是鄉村教師。樊金堂身板粗壯；異常憨厚，初中畢業，不善言談，只是說： 「今日相見，萬分榮幸，請喝酒，請用菜……」翻譯問：「聯隊長請問，樊大隊長娶媳婦沒有?」樊金堂差不多臉都要紅了。那時候他才19歲，還沒有結婚。認真說來，這是抗日戰爭史上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深刻、非常獨特的場景。一個日本紳土同一個中國農民，打得不可開交，又抽空兒坐下來，互相敬酒，開懷暢飲。翻譯說，聯隊長深通中國的歷史地理。這種所謂「中國通」，全世界到處都有。他們瞭解中國的各種東西，就是有一樣，他們不瞭解，這就是中國農民。所有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他們只看到了碼頭上的中國苦力，卻不瞭解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農民。他們最終都敗在這些淳樸農民的手裡了；所有外國的、西方的東西，概莫能外。這種農業文化的柔軟的剛強，或說剛強的柔軟，說來無比神奇……西方的和東方的帝國主義們，怎麼能認識這種高級事物呢?
那聯隊長臨分手時，說道：「樊大隊長，有什麼需要，兄弟一定幫忙，一定盡力。」樊金堂實際上是有點開玩笑的意思，他說： 「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機槍，兩箱子彈。」聯隊長說： 「一定辦到。，，在雙方激烈的戰爭之中，開這種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見的。誰知那聯隊長一言九鼎。隔了幾天，前沿哨所報告說：「有兩個鬼子，帶著幾個民夫，打著白旗，進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著白旗，就不要打。看他們來幹什麼……」進山來才知道，兩個日本兵，輪流扛著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機槍，後邊四個民夫，抬著兩箱子彈。樊金堂收到這些東西，高興極了，嘴裡不停地說著； 「夠朋友，夠朋友。」請兩個日本兵吃完飯，樊金堂寫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給兩個日本兵。那兩個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說了半天才把意思說清： 「聯隊長的命令，把東西送交樊大隊長，就不用回去了，算我們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槍斃的……」這把樊金堂給難住了。後來才想起來，把他們送軍區。電話上聶司令員說：「這麼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請示，也不報告… …』樊金堂嘿嘿一笑。後來對人說： 「一個日本人，想見我，這有什麼可報告的。」這種事在他來說，好像稀鬆平常。
聶司令員非常喜歡他，很關心他，想培養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學習。樊金堂參加革命，就是為了打日本。延安沒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學習。正趕上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他勞動積極，表現好。後來見他老實可靠，槍又打得准，就叫他去跑運銷。他腰裡插兩把駁殼槍，一個人押著十幾個騾馱子，北走包頭，西闖蘭州。路上土匪甚多，別人經常出事，他從來沒有出過事。我問他： 「你怎麼不出事?」他說：「我沒碰上過，真要碰上，自然也是凶多吉少。」他總是喜歡把事情往平淡裡說，在他嘴裡沒有驚險事情。不過，我想這很可能是他的威名遠揚的緣故。當時沒有見過他的人，也知道有個樊金堂，厲害。學習完，任命他為後勤部長，師的架子，日本投降後開赴東北，便成了一個軍，他依然是後勤部長。有人告訴我，行軍路上，他看見一個放羊的老漢正蹲在路邊抽煙，他裝好…袋煙走過去： 「老大爺，對個火。」把煙抽著，他也蹲下了。 「老大爺，光景怎麼樣?」老漢就哭起窮來。他一回頭喊道： 「通信員，從騾馱子上拿一捆票子來。」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漢的腳前，說： 「改善改善吧。」也是這次行軍，從他家鄉過，正好趕上一個廟會。聽說樊金堂回來了，人們不看戲，都跑去看樊金堂。
樊金堂的豪俠氣概又上來了。廟會上有一排溜飯棚，他對賣飯的說： 「凡來看樊金堂的，都管飯，最後我給結賬。」那次事情鬧大了……反正也不怕，他是後勤部長，有錢。碰上一個小時候的同學，又是老戰友，當時是縣裡的幹部，腆著臉對他說： 「金堂，我看你這手槍特別好，我挺喜歡，送給我吧。」樊金堂說話不打磕： 「 拿去吧。」聽說那次榮歸故里，光手槍送人好幾支。這種事情，嚴格地說，拿公家的財物，隨便送人，不能算對。不過從前的人，同後來的人不一樣，可以說大不─樣。從前的人，不俗。不像後來的人們，針頭線腦，雞毛蒜皮，上綱上線，沒完沒了……像樊金堂這事，在從前，就是首長知道了，罵一聲： 「他媽的樊金堂，胡鬧!」也就過去了。那時候人們甚至傳頌著樊金堂的這種嚴重違紀行為，哈哈一笑完事。那時候人們都有點豪俠氣概，都是英雄。樊金堂是這遍地英雄中的大英雄，是雞群中的鶴。後來人們變了，變得瑣碎無聊。有一次在閑談中，樊金堂以平靜的口氣說： 「都是小人。」我聽了這話就想，君子都到哪去了?所謂農業文化的優勢，就是道德。把道德丟掉了，這就像一個人掉了魂兒一樣了，連他是誰，他也不知道了。
事情總是朝著日益嚴重的方向發展。解放後第一個運動是三反運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樊金堂身為後勤部長，自然是在劫難逃。各種嚴刑吊打都來了……他貪污的數字，最終加在一起大大超過了他們部隊的裝備和給養的總和。定襄的一位老革命叫周銘，我問他： 「樊金堂究竟貪污沒有?」他說： 「他貪污個屁，他連兩條褲子都不趁。」就是周銘同志給我講了上述的，廟會上給大家開飯，和送人手槍的事。周銘最後對我說： 「 他是個俠士。你聽說過這種俠義之士嗎?他就是有萬貫家財，他也敢都送了人……」此後的歷次運動，都跑不了樊金堂。樊金堂就是假裝老實，最終還是態度惡劣……一次一次，變本加厲。樊金堂命大，開除、下放、坐監、勞改……總算沒有被整死。他的身體好，依然故我，威風不倒。這事情我仔細考慮過，他沒有被整死，同老首長們的關懷、愛護是分不開的。他畢竟是個有名的戰鬥英雄……再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像樊金堂這麼一個生活儉樸的人，他貪污那麼多東西幹什麼……不過，褐諞埠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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