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巨大野心
1949年共產黨改國號以後，長年戰爭的浩劫，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經過土地改革運動，中國農民重新獲得了土地，人民渴望休養生息，在和平的環境中重建家園，對共產黨給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支持。朝鮮戰爭讓共產黨得到一次煽動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機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口號，這個口號得到了當時剛得到實惠的中國農民、工人積極響應。本來「輸出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綱領，就是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援助那些正在鬥爭的國家人民。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運用共產主義理論來發動群眾，而是用「保家衛國」的民族主義口號來作為出兵朝鮮的理由。因為在共產黨宣傳下，中國人民都相信，如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在朝鮮勝利，意味著美國威脅中國的國家主權，意味著蔣介石集團將很快反攻大陸，人民將失去土地，失去到手的革命成果，「還鄉團」打回來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朝鮮戰爭的「勝利」（實際上不存在勝利）滿足了中國人民民族主義心理，共產黨在窮苦百姓中的聲譽提高，也同樣為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建立民族主義的基礎。
毛澤東的民族主義對中國的危害極大。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後，毛澤東的確想一鼓作氣拿下臺灣，但朝鮮戰爭削弱了共產黨的實力，同時也由於朝鮮戰爭美國決心保衛臺灣，防止共產主義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使得解放臺灣成了一句口號。這時毛澤東暫時把臺灣問題放在一邊，全力進行國家建設。實際上毛澤東又一次開始了韜光養晦，準備積蓄力量，爭奪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導位置，企圖確立毛澤東個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並列的領袖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再次掀起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同時也再次將蘊藏在中國人骨子裡的「華夏中心」觀激盪起來。斯大林去世後，蘇聯「老大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崇高地位並沒有改變。毛澤東總想讓中國共產黨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袖政黨，使自己成為世界革命領袖。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思想與中國歷代帝王的思想一樣，其野心可以與袁世凱半斤八兩相比。不過不同的是，中國歷代帝王的野心都在中國，以為中國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國。毛澤東可比歷代中國皇帝的野心大，他是想藉助於共產主義思潮，把中國變成世界革命的中心，把世界變成中國的天下，讓自己成為世界人民的領袖。所以毛澤東根本瞧不起歷史上的三皇五帝，瞧不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國人？）等，他還要「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怎樣實現自己的野心呢？身在中國，首先要中國人承認，然後才能推向全世界。
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還有一句心裏話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只有利用民族主義才能確定自己獨裁者的地位。民族主義經常要以愛國主義來作為表現形式，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必須在民族衝突、國家衝突中顯示出來，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等方面體現出來，甚至是在侵略、擴張、稱霸等形式中得到確認。
從大躍進到反蘇修
1958年大躍進的狂熱，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狂熱。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到了大躍進年代，更是荒謬到了極點，企圖「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趕美」。毛澤東曾預言，「十五年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天堂」。
1962年是三年大飢荒的最後一年，中國已經有3000萬人被活活餓死。不知道是不是歷史巧合，這一年10月發生了中印邊境戰爭。中國人民在飢寒交迫中，依然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共產黨專制制度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支持，由於浮誇風引起的貧窮、飢荒等國內社會矛盾被轉移到民族矛盾上來。不僅如此，共產黨利用控制的宣傳機器，向人民灌輸飢荒來源於「自然災害」和「蘇修」的逼債的謊言，以此煽動對蘇聯的民族主義仇恨。而不明真相的中國人民的確被共產黨愚弄和欺騙了。郭沫若有《滿江紅》吹捧毛澤東與蘇聯對抗和鼓動民族主義：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人六億，加強團結，堅持原則。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太陽出，冰山滴；真金在，豈銷鑠？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粲犬吠堯堪笑止，泥牛入海無消息。迎東風革命展紅旗，乾坤赤。
呂大渝在《走近往事》一書中回憶：「關於那場災難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直言不諱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否定了毛主席所說的三條，即政策偏差、蘇修逼債和自然災害。但傳達給老百姓的信息卻是：因為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的分歧，蘇聯利用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暫時困難，單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國經濟建設項目的專家，並向中國逼債所致。百年來，遭受列強欺凌的歷史導致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蘇聯這種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義之舉，不只激發了成年人的民族情、愛國心。就連我這樣十幾歲的少年人也有著一種非常悲壯的感覺，就像《義勇軍進行曲》中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和許多人一樣，在每次討論糧食定量的會議上，我也自願地把本來就不多的糧食定量一減再減，決心分擔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由此可見，共產黨和毛澤東就是利用了人民強烈的民族主義自尊心來掩蓋他們對人民和國家所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欺騙的善良的中國人民，在民族主義精神驅使下，容忍和接受了共產黨的暴政統治，甚至維護專制制度和毛澤東的獨裁，相信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
毛澤東嘲笑蘇聯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鼓吹暴力革命，嫉恨蘇聯與西方和解，攻擊蘇聯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以此確定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序幕的1965年秋天作了一首詞《念奴嬌;鳥兒問答》，表達了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
揹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
怎□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
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中國雖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大國，但還是在1964年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接下來又成功進行了氫彈試驗和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些都極大鼓舞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自尊心。毛澤東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思想，使中國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什□盟友和支持者，加上還沒有加入聯合國，就更顯得孤立。中國周邊都是敵人，蘇聯是敵人，朝鮮也是修正主義，日本、南韓、臺灣、印度、南越等國家和地區都是敵人，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敵人已經形成了對中國的包圍。越是敵人多，越能激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毛澤東就在這種孤立的環境下，煽動中國人民「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並積極「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實際是想稱霸－－作者注）」。
文革中的民族主義狂熱
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浪潮，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主義最狂熱的時期。當時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非常自信，他們說，「今天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統帥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後勝利衝去了，資產階級要徹底完蛋了！」「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當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以雷霆萬鈞之力從東方膩_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氣吞山河的無產階級偉大胸懷向世界宣告……」
貧窮而孤立的中國，凸顯出「中華民族屹立在東方」，凸顯出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從此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潮。中國的孤立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從兩個方面都體現了中國作為世界中心位置。首先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從屈居於蘇聯老大哥的小老弟地位一躍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與蘇聯平起平坐並且意思是高於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其實能夠與中國共產黨聯合在一起對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集團，也僅有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中國盡力拉攏的共產主義國家只有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越南、北朝鮮等為數極少且從中觀望、調解以得到中蘇鬥爭實惠的國家。中國主要還支持那些通過武裝鬥爭奪取國家政權的原教旨馬克思列寧主義游擊隊，在全世界煽動武裝叛亂和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爭，在思想、組織、物資和金錢上予以大力支持。凡是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的各國共產黨組織，一般在共產黨名稱後面的括弧裡填上「馬」字，以表明組織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組織，是進行武裝鬥爭的組織（毛派組織）。因此，在毛澤東去世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武裝叛亂，大都隸屬於毛澤東思想麾下。如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緬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等亞洲臨近國家，武裝叛亂一直威脅所在國政權和社會穩定。這些都是要表明，中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和領導地位，極大地煽動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直到現在毛澤東武裝顛覆思想依然存有市場，尼伯爾毛派游擊隊已經咄咄逼人，威脅著尼伯爾民主政權，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其次，中國要充當第三世界的領袖，並且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中扮演第三個准超級大國的角色。這些都是旨在確定國際社會承認中國是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大國，毛澤東喜歡冒險，喜歡拿中國人民的生命冒險，煽動極端民族主義，以滿足個人野心。正值文化大革命時的1969年「珍寶島」事件，毛澤東在國民經濟極為困難時期，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冒險與強大的蘇聯軍事對抗，的確也滿足了中國人民族主義心理膨脹需求；1974年，中國又在西沙群島與美國支持的南越發生了軍事衝突，再一次鼓動中國的民族主義。凡是中國對外發生戰爭時，共產黨政權就得到人民的支持，這種支持就是對共產黨專制統治制度的支持，就是對領袖個人野心的支持。民族主義成了專制統治的強心劑。
(原載《北京之春》2003年5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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