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首膾炙人口的「紅色經典」詩並非如該書編者所說是陳然烈士的遺詩。此事在多年前就已得到澄清，可惜至今還有許多人不知道。
1948年4月，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挺進報》被國民黨當局破獲，中共地下黨員、《挺進報》特支書記陳然被捕。1949年10月28日，26歲的陳然慷慨就義。
1950年代後期，在大寫「革命回憶錄」的高潮中，由羅廣斌（中共地下黨員，1948年8月被捕，先後關押於重慶渣滓洞、白公館監獄，後越獄脫險）、劉德彬（中共地下黨員，1948年6月被捕關押於重慶渣滓洞監獄，後越獄脫險）、楊益言（進步青年，1948年8月被捕關押於重慶渣滓洞監獄，後獲釋）合著的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於1959年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書中寫道，陳然被捕後，在審訊時，敵人要他寫自白書，他「提起筆，不假思索，一氣寫出了心裏想了許多遍的話」，即《我的「自白書」》這首詩。該書與《把一切獻給黨》、《我的一家》等回憶錄一起成為當時的暢銷書和青少年必讀書，影響甚廣。
1959年3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蕭三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我的「自白書」》被作為陳然烈士遺詩選入。
次年，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囚歌》，選入了葉挺、羅世文、車耀先等烈士的遺詩，也選入了這首詩。
1961年底，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羅廣斌、楊益言的長篇小說《紅岩》，《我的「自白書」》變成了小說中人物成崗在敵人面前「高聲朗誦」的詩，重慶版畫家正威還為這一情節配了一幅成崗高舉戴著鐐銬的雙手揮筆書寫詩句的插圖……
因為《在烈火中永生》與《紅岩》的影響，也因為這首詩激情澎湃，琅琅上口，感染力強，多年來一直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經常出現在朗誦會、報告會、演講會和一些文藝演出中，大凡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應能記得起這首詩中的幾句。
然而，這首詩並非「革命烈士遺詩」。
還在這首詩出現後不久的1960年代初期，就已經有人產生了懷疑。
這樣一首構思完整、語句精煉、韻腳整齊、節奏鏗鏘有力的詩，能是在敵人刑訊室裡「不假思索」、「一氣寫出」的嗎？敵人能允許陳然從容把這12行詩從頭到尾寫完嗎？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電影《紅岩》（後更名為《烈火中永生》）的導演水華就認為，這首詩與規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跡太重。陳然烈士的親屬也提出疑問：從不知道有這首詩，是不是在敵偽檔案裡新發現的？
面對這些意見，羅廣斌承認：這首詩不是陳然寫的，是他們幾個人根據陳然曾經有過的意願寫的。因此在寫小說《紅岩》時，沒有再用陳然的真實姓名，而改成了「成崗」。以後《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時，書中也就刪去了這首詩。
但是，那時這事的真相只有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重慶市文聯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少數人知道。在沒有得到公開澄清之前，對廣大讀者來說，《我的「自白書」》仍然是「革命烈士遺詩」。
真相的公開，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羅廣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綁架後在關押地不幸逝世。綁架和批判羅廣斌的那派群眾組織在批判中翻檢出了這一歷史公案，公開發表了《揭穿一個大騙局－－〈我的「自白書」〉之謎》，詳細介紹了這首「烈士遺詩」的來龍去脈，明確提出，這首詩是羅廣斌等人的「偽作」。但是，因為該文是派性鬥爭的產物，是在將羅廣斌打成「叛徒」，將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三人創作集體打成「羅楊劉三家村」、「羅廣斌叛徒集團」的前提下進行的「革命大批判」，因此這篇文章所澄清的史實未能引起重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各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許多歷史舊案得以恢復本來面目。1984年第1期《縱橫》雜誌，發表了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書」〉的作者是誰》，在更大範圍內正式澄清了這件事。
峻晨談到，1963年小說《紅岩》再版前在京召開座談會，他向羅廣斌問起此詩是否有真跡保留、是如何從獄中流傳出來的情況時，羅廣斌回答了一段話，大意是：「這個問題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書'》並非陳然烈士遺詩，而是我們在撰寫《在烈火中永生》一書時，以陳然臨刑前要寫一首詩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氣概，以及陳然準備找一個機會在向特務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講演後用自殺怒斥敵人、激勵戰友的計畫為依據，由幾個人共同創作的。目的在於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於用了真名真姓，《詩抄》的編者誤以為是烈士的遺作收錄了。」事情至此已經很清楚了。但是直到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初中語文教材中仍然將此詩作為陳然烈士遺詩選入（現在語文教材中是否還有，筆者未查），可見謬誤流傳影響之深遠。而且，《縱橫》雜誌的發行量最多以萬冊計，而中小學語文教材卻是以十萬百萬冊計！
澄清史實的聲音相比之下何等微弱。
現居成都的老作家胡元，向筆者提供了他寫的一篇回憶稿，其中談到羅廣斌等人集體創作這首「烈士遺詩」的一些情況。1956年，胡元在重鋼小平爐車間體驗生活，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等在南泉從事反映當年渣滓洞、白公館獄中鬥爭的文藝創作。胡元常去南泉看望他們，還曾為他們的寫作以報告文學還是小說形式來表現更好有過爭論。有一次他去時，讀到了《我的「自白書」》，胡元回憶：「我讚不絕口地說好，有氣魄。楊本泉（楊益言之兄）說：'你是第一個讀者，不要光說好，要提意見。'我說一定要提意見的話，就是最後一句縮短點兒，太長了節奏鬆散，力量氣魄就減弱了。幾個人才說都有這個感覺，我的意見客觀，證實了他們的感覺是對的，要設法縮短。我便問是誰寫的，楊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羅廣斌，羅廣斌笑著搖搖頭。又猜是劉德彬，劉德彬也搖頭。我就對楊本泉道：'那就是你寫的了。'楊本泉平伸出雙手擺了幾下道：'大家寫的，大家寫的。'然後提出一個問題來：不知這樣代烈士寫一首詩恰不恰當……羅廣斌又解釋說，因發現陳然要寫這麼一首詩但還沒來得及寫，陳然又是才華出眾能寫出好詩來的，便作了這個決定把這首詩代他寫出來。只不知恰不恰當。我說小說中，作者代人物寫詩填詞的多極了，有什麼不恰當。誰知後來這首詩卻首先出現在報告文學中……」這裡順便提一下另一首幾乎與《我的「自白書」》齊名的《靈魂頌》，全詩只有四句：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蘇菲亞的精靈，不，你就是你，你是中華兒女革命的典型！
這首詩及其背景也是羅廣斌等人的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說《紅岩》都濃墨重彩地寫到了的，說是江姐在獄中受酷刑折磨而堅貞不屈，難友們紛紛寫信寫詩向她表示慰問，這是慰問品中最有名的一首詩。自然，這首詩也被收入了《革命烈士詩抄》和《囚歌》。當年周恩來在看一次演出時，聽到歌頌江姐的一個曲藝節目中演唱這首詩，還曾提出不宜用「蘇菲亞」（俄國虛無主義者）來形容共產黨人。可見此詩的影響之深廣。
這首詩的確是由渣滓洞獄中難友創作的，但卻並不是寫給江姐的。
歷史真相是，1949年新年前夕，已在白公館獄中關押了8個月、起初表現甚好的中共重慶市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經不起黑牢生活的考驗，不顧難友們的勸告，決定向當局投降。與他同時被捕的妻子關在渣滓洞女牢裡，聽說了丈夫叛變的消息，十分震驚，當被李出賣的地下黨員進了渣滓洞、事情得到證實後，她決心與叛徒一刀兩斷，不讓丈夫把她接出牢門，寧願跟大家一起坐牢。她還給男牢的難友們寫了一封公開信表明心跡。這使難友們深為感動，紛紛向她表示慰問和鼓勵。送給她的慰問品之一就是這首詩。這首詩出現的真實背景，在1949年12月9日《國民公報》第4版上連載的《我從集中營裡來》第5節中有具體記載，該文作者署名「楊祖之」，就是楊益言。（編輯：劉曼）
來源:南方週末 時間: 200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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