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幫家庭成長的真實記錄

在他6歲時，父親就給了他第一把手槍；8歲時，他的口頭禪是「頭中兩槍，肯定見閻王」；11歲生日那天，母親送他的禮物是本《聖經》，父親則給他一本馬基亞弗利(義大利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和歷史學家)的《王子》(這是一本論述統治藝術的著作)。但是直到13歲時，他才真正體會到有一位黑手黨父親到底意味著什麼。在這本扣人心弦的回憶錄《為了父親的罪惡》中，阿爾伯特．德米奧真實地記錄了在一個黑幫家庭的成長經歷給自己心靈帶來的巨大衝擊與困惑。以下為英國《觀察家報》從本書中摘錄的部分內容。

在外人看來，我們家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通過傳統的婚姻結合在一起，我的姐妹們像警察或股票經紀人的女兒一樣長大，整天為學習成績和晚會禮服操心。我的父親羅伊．德米奧也很普通，像其他父親一樣，他也喜歡電影、音樂和精美的食物，星期天在電視機前一坐就是一個晚上。惟一有所不同的是，我的父親是個黑手黨。

在我上六年級時，父親經保羅．加斯蒂萊諾(當時甘比諾家族中的二號人物，1976年成為家族領袖，被人稱為「老大中的老大」)介紹，加入甘比諾家族。甘比諾家族是紐約黑手黨五大家族之一，「業務」涉及謀殺、販毒、敲詐、放高利貸等。由於心狠手辣、手腳利落，父親深得保羅賞識(有報導說他指使父親殺了100多人)，在家族中的地位直線上升，收入也急劇增加。我們家在長島買下了一座大宅，鄰居除了律師、醫生就是股票經紀人。對於一個像我父親這樣出生在布魯克林區的義大利裔男孩來說，這座大宅幾乎是他美國夢的頂點。但是搬到那裡兩年後，災難開始降臨到我們家頭上。

克里斯闖了禍：我們全家面臨滅頂之災

1979年冬天，就在我13歲生日過後不久，父親的一位手下闖了大禍。克里斯托弗．羅森伯格(我們都叫他「克里斯」)一直是父親的得力助手，但是在貪心的驅使下他背著父親「幹了一票大生意」：兩個哥倫比亞毒販從佛羅里達帶一大筆錢來紐約交易，克里斯本來是中間人，但他卻把那兩個人幹掉了，私吞了那筆錢。更要命的是，他在與哥倫比亞人打交道時用的是我父親的姓氏，自稱「克里斯．德米奧」。

哥倫比亞人沒過多久就追查到了紐約，併發現是父親手下「黑」的他們。保羅也很快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怒不可遏，因為現在整個甘比諾家族的利益都面臨著遭到報復的威脅。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如此失去控制。有一天他很晚才回來，臉色鐵青，一進家就把自己鎖到了書房裡。當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時，他只告訴我克里斯辦了件「極蠢」的事，使父親的「生意」面臨著危險。但他沒有告訴我，克里斯的行為不僅使父親面臨著被家族「執行家法」的危險，更有可能給我們全家帶來滅頂之災。與義大利黑手黨不同，哥倫比亞人在復仇時常常會「株連九族」，向對方的家人下手。幾十年前，紐約黑幫的五大家族曾達成一項「協議」－－－即使相互之間火拼也不能傷害對方成員的妻子和孩子，否則將面臨「集體懲罰」。但哥倫比亞人則沒有這個顧忌，實際上他們更喜歡向仇家的直系親屬下手，認為這樣更有懲罰性。

13歲的小保鏢：我保護姐妹們的安全，身上隨時帶著槍

我們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座堡壘。到處都裝上了攝像頭和探照燈，我們每次走出屋門都處在「表兄喬」的監視之下。他是父親的一位手下，已經搬到我家地下室來住，父親向我的姐妹編造藉口說「他需要借住幾天」。關於自己的工作父親對母親講得很少，對姐妹們則隻字不提，但他平生第一次打破了自己最重要的原則－－－把我帶到這場危險的遊戲中來。

父親向我解釋了全家人的危險處境，「有人想找上門來殺我，他們也許會傷害你的姐妹。從現在起，你們不能和我坐一輛車，弗雷迪(父親的司機)會用另一輛車接送你們。你們不要在大街上行走……只要你離開家門，身上隨時都得帶著槍，並且不能讓姐妹們一個人外出。在學校裡你也得保護她們，時刻給她們放哨，但是不要讓她們發現，」他停了下來，清了清嗓子，「如果有人想傷害她們，你就開槍，絕不要手軟，因為你不會有第二次機會。」

我費力地嚥了口唾沫，點了點頭。

於是從第二天起，我在上學前都會把一支手槍藏在口袋裡。當其他男孩子在課間追逐打鬧或者與女孩調情時，我則遠遠地站在一旁，警惕地監視著姐妹們周圍。放學後，我也忠實地履行著全家人保鏢的職責，帶著家裡那只名為「少校」的德國牧羊犬在院子裡巡視。父親每天都會往家裡打幾個電話，詢問有沒有異常情況。

殺了一個西班牙人：我能聞到左輪手槍散發出的火藥味

異常終於出現了。有一天，一個年輕的西班牙男子找上門來，告訴母親他是個推銷員。母親說不感興趣，於是他就告辭了。但是母親注意到當我放學時，那個人的車還停在對面的街道上。父親回來後，她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並且隔著窗戶向他指認了那輛車。

父親大聲命令「表兄喬」跟上他，說完就拔出槍，衝到了大街上。弗雷迪馬上跑去開車。看見有人拎著槍氣勢洶洶地向自己衝過來，西班牙人立刻發動汽車，準備逃跑，緊急啟動的輪胎在安靜的街道上發出刺耳的聲音。父親和喬跳上「凱迪拉克」，疾馳而去。我只看到他倆把身子探出車窗外，手裡揮著槍。一個小時後，我又聽到了汽車發動機的轟鳴。父親匆匆走進來，遞給我一把左輪手槍。我能聞到它散發出的火藥味，而且感覺到槍膛還很熱。「把它擦乾淨包在垃圾袋裡，隨時準備處理掉。」沒過多久，父親從書房裡出來。他拎著一個包，表情嚴肅，一邊下樓一邊大聲喊著我姐妹的名字。「準備一個包，帶上你們需要的一切，我們5分鐘後出發！」他的命令很簡短。母親的表情既憤怒又恐懼，姐妹們則不知所措。「快去！」父親厲聲說。「5分鐘後上車！」

我們飛速駛離了長島。在黑夜裡不知道走了多遠，我們最後來到一家偏僻的汽車旅館，暫時住了下來。父親把我們安頓下來之後就走了，他說有些「業務」需要處理。

錯殺無辜：西班牙裔小夥子身上佈滿了槍眼

兩星期後父親回來了，他宣布我們可以回家了。沒有人問任何問題，我們默默地駛回長島。

在逃亡期間我們幾乎與世隔絕，絲毫接觸不到外面的消息。因此在回家的當天晚上，父親坐在廚房裡，開始看堆在門廊上的報紙。

突然，我注意到他猛地坐直了身體，愣愣地盯著手中的報紙。

他把它放下，再拿起來看，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內容。

文章描寫的是兩個星期前發生在長島的一起槍殺案：先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街頭奪命追蹤－－－一輛「凱迪拉克」瘋狂地追上一輛「野馬」小轎車；追蹤的高潮是槍戰，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打靶」，因為受害者、一個年輕的西班牙裔男子根本沒有還擊。「凱迪拉克」上的兩名男子向他的汽車開了近300槍，小夥子身上滿是槍眼。目前凶手的殺人動機尚不清楚，警方也沒有掌握到什麼線索，只不過查明瞭死者的身份。他是個大學生，平常利用課餘時間上門推銷吸塵器以補貼學費。他以前沒有犯罪記錄，在他的車裡也沒找到槍支。父親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凝固著震驚、茫然的表情。那個守在我家門前的年輕人只不過是個無辜的大學生，卻誤撞上了父親的槍口。父親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殺死了一個無關的小夥子、別人的兒子。他坐在那兒，盯著報紙，眼淚慢慢淌了下來。我和姐姐嚇呆了，因為在我們的記憶裡，父親沒有掉過一滴眼淚。接著他站了起來，一句話也沒有說，上樓回到書房，把門緊緊地關上了。父親崩潰了。幾天內他不吃不喝，幾個星期後才恢復正常的飲食，但他的眼中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光彩。白天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裡，拉上所有窗簾，晚上他不停地在房間裡踱來踱去。

我躺在床上，聽著他沈重的腳步聲，腳步聲偶爾還被洗手間的嘔吐聲打斷。多年以來，他從來沒有正視過自己的生活，把殺人當作生意中令人不快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現在，他終於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了。他殺死的不是一個黑幫分子，而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他毀了一個大學生的家庭，同時也毀了我們的家庭。

「死人行走」：克里斯被殺後，父親在我眼裡已經死了

父親還有一樁「生意」沒有了斷。保羅．加斯蒂萊諾對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殺死一個無辜的年輕人感到很不滿，這樣做不僅愚蠢，而且很冒險。此外，他仍懷疑父親與哥倫比亞人那件事有瓜葛。為重新取得保羅的信任，父親必須「解決」克里斯。有一天夜裡，父親沒有回家。我十分擔心，帶著「少校」在院子裡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回來了，臉色蒼白，精疲力竭，一句話也沒說就回到書房，立刻把門關上了。晚飯後，我們一邊玩牌一邊看電視。突然一則新聞吸引了我的注意，「今晨，警方在布魯克林區一條偏僻的街道上發現了一名年輕人的屍體，經確定死者名叫克里斯托弗．羅森伯格。他身中數彈，汽車也被自動武器打得遍體鱗傷。警方認為這是一起黑幫火拼事件。」我盯著屏幕。父親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猛地關掉電視。母親站在那裡，一動不動。我感覺嘴裡很乾，空氣好像凝固了。父親回到書房，兩天沒有出來。監獄官員常用「死人行走」來形容死囚犯走向行刑室。在我眼裡，父親已是一個「行走的死人」，他被「執行」只不過是時間問題。13歲時，我知道父親已經死了。

後記：4年後的1983年，羅伊．德米奧的屍體在一輛汽車的後備廂中被人發現。警方沒有破案，但阿爾伯特知道是父親的手下干的。阿爾伯特本人大學畢業後作了股票經紀人，1992年精神失常。現在仍住在長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