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聯合早報報導，文章說，近10年來，中國農村特別是中部地區，產生了一些以「減負代表」等名義出現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在他們的組織和領導下，部分農民與基層政府進行著長期的抗爭，結果使「農村的群體性事件在數量、規模和對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長」。
同時，農民還要求在政治上組織起來，並且在自發地籌建農民協會。他們抗爭的目標已經從解決民間糾紛轉向了「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污吏」，「村務公開和民主理財」等公共性的目標，甚至有「減負代表」提出了「解放現代農奴」的口號，表明農民「正在從具體權益抗爭向抽象政治權利抗爭的方向發展」。
這篇題為「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的文章作者是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於建嶸博士。《戰略與管理》由戰略與管理研究會主辦，這個研究會的成員包括肖克、張愛萍等解放軍前高級將領。
作者在湖南調查三年多
據介紹，於建嶸為考察農民有組織抗爭產生的原因、過程和機制，專門「在湖南省的H縣進行了長達三年多的跟蹤調查」。
在抗爭中起領導作用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年齡一般在30歲到45歲，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上，大多數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還有少數中共黨員和村組幹部。他們對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相關法律有一定的瞭解，也瞭解地方政府在處理農民抗爭事件上的基本態度，有膽量代表農民直接面對各種權威，同鄉鎮幹部討價還價。
文章說，經過與地方政府多年的反覆較量，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的行為已具有「相當強烈的政治信仰色彩」。在H縣，「減負代表」自發在本鄉鎮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組織，這類組織一般叫做「減負組」，「減負委員會」，「減負監督組」，「減負維權會」等，這些組織已經初步實現了全縣聯合，並且正式提出了在全縣範圍內重建農民協會的要求。
政府靠「打擊和鎮壓」
而對農民有組織的抗爭，縣鄉基層政府的基本態度就是「打擊和鎮壓」，打擊的手段包括「罰款」，「抄家」，「關押」，甚至利用黑社會組織鎮壓農民。但這些打擊反而引來農民集體衝擊縣鄉政府、阻塞公路、追打鄉鎮幹部等更嚴重事件。
作者認為，目前中國農村不少地區的政治管理體制「有一個明顯的真空，那就是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實事求是地整合農民的利益並代表農民的利益」。
文章也指出，地方各級政府其實是中央政府的「防火牆」。雖然從目前看，「中央政府仍然是安全的」，但「隨著基層防火牆的坍塌，它的安全係數正在降低」。
在1980年代，中國農村流行的民謠是：「中央是恩人，省裡是親人，縣裡是好人，鄉里是惡人，村裡是仇人」，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這首民謠變成了「中央滿天晴，省裡起烏雲，縣裡下大雨，基層淹死人。」這表明地方各級政府正在失去農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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