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來到天涯的「關天茶舍」 。在這裡，我找到了7年前第一次看《南方週末》時的激動。就像《南方週末》曾經說的：「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關天裡，那些對普通人命運關懷的貼子，那些對社會問題洞若觀火的文章，點燃我重提那件讓我心痛的往事。
1996年我就讀武漢華中理工大學（現在改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那時的我一心嚮往著去《南方週末》縱橫馳騁，夢想用自己的所學，為身處底層的人民伸張正義。但湧動的激情卻在一次新聞實踐中墜入冰窟，因此我也放棄了新聞工作的理想，轉投商海。
98年放寒假回福建莆田老家，父親告訴我村裡有個叫吳國興的老人，因交不出2000元的計畫生育 「罰金」而家破人亡：房屋被折毀，他的60多歲的老伴讓鎮幹部打死，幾個兒子被打成重傷，他自已也被踢得昏過去。我父親說他們沒有違反國家生育政策，卻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希望我能幫幫他。如果不是自已親身去瞭解，我很難相信這是真的！
瞭解情況以後，我覺得國家計生工作到了地方已變了味，成了地方中飽私囊的工具，只要交錢，多生幾個也不嫌多；如果沒錢交，那麼結局就會類似上面所述，更有甚者，你就是沒有違反計生政策，也給你整個「擦邊球」，讓你交罰金，吳國興一家就是這其中的受害者。於是我開始著手整理材料，希望通過媒體把此事曝光。我的想法，在很多人看來有點「天真」。
整理材料過程中，我諮詢了中南政法大學的一些教授。他們雖然對此事很氣憤，可是語氣中都顯得力不從心，對這事件的公正處理沒有任何信心。材料整理完後，我首先想到的是《南方週末》，當時學校還沒有流行網際網路，傳真就是當時最快的辦法了，十幾頁的材料（包括證明材料）傳到《南方週末》，可是幾天過去，仍沒有消息，我按捺不住，給當時《南放周未》的頭版編輯瀋灝打了電話，他在電話那頭似有難言之隱，放下電話，我難受得直掉眼淚，一直奉為「知音」的《南方週末》為什麼對此事置之不理？他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理由，年輕的我當時很難理解《南方週末》的沉默。這樣的現實並沒有結束，這僅僅是開始。
我很快又與《中國青年報》法製版聯繫上了，因為在大二實習時，我曾寫過一篇反映武昌火車站違法亂紀現象的報導，記得那篇報導曾提到一些敏感部門，編輯為慎重起見，在發表前與我有過多次電話交流。事隔一年，我又找到了這位編輯。看完我發過去的材料，他也很震驚，記得當時他義憤填膺，說：「竟然有這種事！」並告訴我準備派人下來調查。當時我放下電話激動得哭了！強烈地感覺吳老一家能見天日了！現在回想，當時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時間一天天過去，和我一樣激動的吳國興老人遲遲沒有盼來調查的人。我又找到了編輯，他說這事只能發在內參，但我明顯感覺他語氣沒有上次堅決了。結果內參也沒有發表。
在《南方週末》和《中國青年報》碰壁後，我變得冷靜許多，但依然沒有放棄努力，我把材料又分別寄到了中央臺《焦點訪談》和《社會經緯》欄目，結果也是石沉大海！
隨後，通過系主任的介紹，我找到了新華社湖北分社的社長，他曾經擔任過新華社福建分社的社長，因此我以為在他那能找到發在內參的一絲希望，他卻痛心疾首地告訴我，他在福建這麼多年，發現莆田的情況特別複雜，有許多反應莆田情況的線索，剛開始還會派記者下去調查，後來都是不了了之。我明白他的意思，很知趣的走了。
幾經周折，我對媒體有了新的認識，一方面我不能太苛求媒體。就像老范說的：錯不在媒體，國情如此，他們的上面都有很多主管部門看著，不是編輯記者們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但另一方面媒體是公眾輿論的陣地，如果媒體不來打破這種可怕的麻木與沉默，又有誰可以做到呢？如果連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不抵抗便放棄了發言的陣地，那豈不是在縱容作惡之人的囂張氣焰？正是在現行的體制下，媒體應該承載著更沈重、更神聖的使命，弱勢群體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媒體的關注，媒體又豈能熟視無睹呢？ 我在學校為此事東奔西跑的同時，吳國興老人也在為他的官司到處奔波，傾盡他所有的餘力，但我們的吶喊顯得蒼白無力！
幾年過去了，每每想起此事，心如刀絞。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我開始懷疑我所學的專業是否有用，因此畢業時我沒有選擇從事媒體工作。我很失望，但我可以選擇逃避；可對吳國興一家人來說，每天要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煎熬，我很敬佩吳國興老人，他比我堅強，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前幾天他告訴我，他要繼續上告。
近來關注的孫志剛一案對我頗受鼓舞，《南方都市報》有一段評論可以給我們答案：「我們在關注此事的時候，不應過分關注孫志剛的身份…….還要還原出孫志剛的普通公民身份。否則，我們就可能因為對特殊身份的義勇而淹沒了對「小人物」的關懷。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誰不是小人物呢？誰不是普通公民呢？」
以下是吳老事件的經過：
1997年1月25日，吳國興最小的兒子吳玉盛，喜得一子，全家老小激動不已。在此之前吳玉盛的兩個小孩剛出生不久就夭折了，這是吳玉盛唯一存活下來的小孩，沉浸在喜悅中的吳老一家萬萬沒想到一場飛來橫禍突然降臨。
97年3月16日上午莆田黃石鎮分管計畫生育的余某，以未辦准生證為由，要吳老交納2000元罰金。而早在96年2月，吳老就向村裡申請辦理准生證，之後多次催問，仍遲遲未予以辦理，直到小孩快出生的前一個月村領導黃某私下找吳老說：「你拿1萬元來，我立即給你辦，以後就不會有事。」吳老「單純」的認為兒子今年31歲才有一個孩子，無任何違法行為，沒理由交這1萬元，於是拒絕村領導的要求。吳老的再次拒絕激怒了黃石鎮分管計畫生育的余某，余某臨走前惡狠狠地對吳老說：「錢不交可以，待後你就知道厲害！」
當天下午，余某帶著黃石鎮副鎮長吳某等十幾個人（除了幾個鎮上和村裡的領導，其它幾個是雇的打手），手持棍棒衝到吳老家，他們砸吳老家屋頂的瓦片，推倒大門，吳老的兒子上前勸說，便招來一頓暴打，一夥人將其推倒在地，用腳猛踢，聽到兒子淒慘的哀叫聲，他的母親（吳老的妻子，63歲）本能地伏護在兒子身上，面對年邁的老人，他們沒有絲毫留情的餘地，繼續一陣猛踢；吳老早已向站在一旁觀望的副鎮長吳某苦苦哀求，豈料，另一名隨行人員上前重重地踢向吳老頭部，吳老當場被踢暈過去。上前勸阻的還有吳老的二兒子吳玉春和兒媳葉長蘭，也招來不同程度的毆打，場面一片混亂。經醫院診斷：吳老之妻背部兩根肋骨骨折，大、小腿及背部有多處踢傷的青塊，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兒子吳玉泉被打致重傷；吳老在村民的搶救下甦醒過來。他們的家已被毀得破爛不堪，千瘡百孔。吳老之妻死去當天，他最小的兒子吳玉盛對村幹部仍抱一絲希望，希望村幹部為其申冤，得到的答覆是：「你死母親，關我何事！」
平時吳國興為人友善，與村民和睦相處，為何當時圍觀村民無人敢聲援？村民說：在這裡這樣的事太多，以前有人去勸阻或是向上面反應這種情況的，結果都遭到報復，後來就沒人敢站出來了！
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吳老決定將村、鎮領導告上法庭。97年4月20日，吳老向莆田縣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行政訴訟，狀告以余某為首的黃石鎮人民政府。
吳老一家的不幸很快傳到鄰近幾個村，聽說要狀告余某，鄰近受害村民聞訊打聽到吳老家，向吳老哭訴自已相似的遭遇。其中有兩份受害村民寫的材料如下：
「1992年5月18日中午11時許，我媳婦從城裡趕回家參加婦檢，婦檢完畢出來時，誰知，早已在有陰謀策劃下的惡棍余峰（村幹部）故意調戲我媳婦，並凶狠地拉著她的手說：「不能走，錢拿來交。」這時黃石鎮司法組幹部兼我村支部書記余九丕不但沒有阻擋，反而充當幫凶，擰著我媳婦的手，邊推邊打，兩人還把我媳婦關在一間倉庫裡，當她甦醒時，頭暈眼花，疼痛難忍。事後余九丕身為司法人員不但不正視自已的錯誤，竟將我媳婦再次關押在黃石鎮人民政府時達三十餘小時，確係隸屬侵犯人權行為。為此，迫切希望查明真相，對違法亂紀行為給予應得處分，以提高幹部素質，確保計生國策深入人心。」
請願人：黃石鎮橫塘村中國共產黨員張文候
另一份材料：
「1992年9月9日上午，鎮幹部余九丕、林高坤及村幹部到控告人家摧收統購款，當時控告人不在家，控告人妻慌忙答覆：「我馬上去向鄰居借款上交。」余九丕等人不由分說，欲動手搬傢俱，拆門框，直到（控告人）妻借夠86元，他們才離去。
當日下午三時許，鎮幹部林高坤遇見控告人，以控告人講過多牢騷為由，揮拳擊打控告人頭部、臉部。余九丕也上前對控告人拳打腳踢，致控告人踢倒在地。村民扶控告人回家後，控告人妻立即將前後門關牢。稍許，余九丕等人破門而入，猛打控告人，直到控告人昏倒在地，余九丕仍不解恨，又把昏死過去的控告人丟在馬路上，用腳猛踩控告人腹部，走時，還取走控告人家裡一把菜刀。
經莆田市人民檢察院法醫鑑定，控告人外傷性腸破裂及全身多處受傷，屬重傷。請求有關部門立案偵查，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以伸張正義，維護控告人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
此致
莆田縣公安局
控告人：方嚇文
1992年9月27日
這些敢寫材料的村民大多都是稍有點「經濟能力」和「背景」的，而更多的是一些很窮，無能力上告的村民，其中就包括一位被打致殘的村民。吳老建議大家聯合起來上告，卻沒人敢響應，怕遭來報復。事後也證明了這一點。經過二次開庭，莆田縣人民法院領導林某勸吳老以經濟賠償2. 6萬私了此事，吳老拒絕私了，要求法院給予當事人行政處分，並追究刑事責任。由於吳老沒有答應法院的處理意見，此案便被擱置，久久沒有結果。而在此期間吳老的兩家鄰居借錢給他上告一事被村、鎮領導知道後，分別被罰了5000元。
吳老對縣法院失去信心，準備走上一條漫漫的**之路。由於吳老無經濟能力聘請律師，為了給自已上告找些法律依據，吳老開始查閱相關的法律書籍，並每天關注中央臺的《焦點訪談》和《社會調查》，另一方面四處籌錢。
97年9月14日，吳老站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大門前，脖子上掛著訴狀。由於幾天的奔波勞累，那天吳老暈倒在省人民政府的門前。在過往群眾的幫助和支持下，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訪部瞭解冤情後，為吳老寫了一份公函讓他轉交給莆田市檢察院。豈料，吳老和這份公函成了一個被踢來踢去的皮球，從莆田市檢察院轉到了市政法委，又從市政法委到市人民政府……...，結果還是個未知數！
而此時余某被提拔為黃石鎮總治理主任（負責全鎮的保安工作）。
悲憤交加的吳老不得不繼續往返於莆田與福州之間，連吳老也數不清到底前後奔波了多少趟，不停地輾轉於福建省人民政府、省檢察院、省高級法院、省公安廳，最後一次手上便多了一份省公安廳發給莆田縣人民法院的公函。案件總算有了「結果」。
97年12月，莆田縣法院副院長林某和縣紀檢委副書記林某向吳老口頭保證：追究當事人違反黨紀責任，賠償經濟2. 6萬。前提條件是撤訴。由於多方施壓，吳老只得答應。
事後，吳國興老淚縱橫地向我哭訴：「這是一場騙局！」吳老除了收到鎮裡2.6萬經濟賠償外，並沒有對當事人做相關的處理。那就是他最後苦苦爭取來的「結果」。！為討個公道，吳老已一貧如洗，背下沈重的債務，吳老日漸消瘦，1.75米的個就只有92斤！。
1998年正月初四，是我第一次見到吳老，那天是莆田地方傳統的大年夜，熱鬧程度不亞於大年三十。而當我走進吳老的家時，他一個人正在昏暗的燈光下吞嚥早晨剩下的麵條。聽完吳老的經歷，我的眼淚不聽使喚地止不住的流，我沒敢抬頭看吳老那張蒼桑的臉。
隨後，我將吳老的事發給我認為有可能關注的各個權威媒體，其間找了很多人，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當時正值全國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期間，計畫生育工作仍然是會議強調的一個重點，在這樣的大背景和輿論導向下，媒體選擇了沉默。
98年4月，吳老打電話告訴我余末因賭博被莆田縣公安局抓獲，沒過多久便解決了，同時又提升做了鎮司法組書記。
余某並沒有因此而收斂，吳老給我的材料裡又多了一些受害者的名單：黃石鎮斗南村鄭公潘、並山村陳九治、沙堤村張確治、瑤臺村張風泉、風山村張文林、東甲村…….。
前幾天打電話瞭解吳老的近況，吳老現在的身體狀況還是不行，但上告的事情一直沒有放棄，他會用餘生的精力與他們進行鬥爭。只是經濟情況讓他難以確定何時上告的時間。
今天把吳老的遭遇寫出來，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聲援，特別是法律方面的援助，如果您對吳老重新起訴一事有好的建議，請發送至我的郵箱：[email protected].或寄至：福建省莆田市黃石鎮清前村16組吳國興收，郵編：351144. 非常感謝！
左轉90度
2003/6/20
1996年我就讀武漢華中理工大學（現在改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那時的我一心嚮往著去《南方週末》縱橫馳騁，夢想用自己的所學，為身處底層的人民伸張正義。但湧動的激情卻在一次新聞實踐中墜入冰窟，因此我也放棄了新聞工作的理想，轉投商海。
98年放寒假回福建莆田老家，父親告訴我村裡有個叫吳國興的老人，因交不出2000元的計畫生育 「罰金」而家破人亡：房屋被折毀，他的60多歲的老伴讓鎮幹部打死，幾個兒子被打成重傷，他自已也被踢得昏過去。我父親說他們沒有違反國家生育政策，卻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希望我能幫幫他。如果不是自已親身去瞭解，我很難相信這是真的！
瞭解情況以後，我覺得國家計生工作到了地方已變了味，成了地方中飽私囊的工具，只要交錢，多生幾個也不嫌多；如果沒錢交，那麼結局就會類似上面所述，更有甚者，你就是沒有違反計生政策，也給你整個「擦邊球」，讓你交罰金，吳國興一家就是這其中的受害者。於是我開始著手整理材料，希望通過媒體把此事曝光。我的想法，在很多人看來有點「天真」。
整理材料過程中，我諮詢了中南政法大學的一些教授。他們雖然對此事很氣憤，可是語氣中都顯得力不從心，對這事件的公正處理沒有任何信心。材料整理完後，我首先想到的是《南方週末》，當時學校還沒有流行網際網路，傳真就是當時最快的辦法了，十幾頁的材料（包括證明材料）傳到《南方週末》，可是幾天過去，仍沒有消息，我按捺不住，給當時《南放周未》的頭版編輯瀋灝打了電話，他在電話那頭似有難言之隱，放下電話，我難受得直掉眼淚，一直奉為「知音」的《南方週末》為什麼對此事置之不理？他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理由，年輕的我當時很難理解《南方週末》的沉默。這樣的現實並沒有結束，這僅僅是開始。
我很快又與《中國青年報》法製版聯繫上了，因為在大二實習時，我曾寫過一篇反映武昌火車站違法亂紀現象的報導，記得那篇報導曾提到一些敏感部門，編輯為慎重起見，在發表前與我有過多次電話交流。事隔一年，我又找到了這位編輯。看完我發過去的材料，他也很震驚，記得當時他義憤填膺，說：「竟然有這種事！」並告訴我準備派人下來調查。當時我放下電話激動得哭了！強烈地感覺吳老一家能見天日了！現在回想，當時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時間一天天過去，和我一樣激動的吳國興老人遲遲沒有盼來調查的人。我又找到了編輯，他說這事只能發在內參，但我明顯感覺他語氣沒有上次堅決了。結果內參也沒有發表。
在《南方週末》和《中國青年報》碰壁後，我變得冷靜許多，但依然沒有放棄努力，我把材料又分別寄到了中央臺《焦點訪談》和《社會經緯》欄目，結果也是石沉大海！
隨後，通過系主任的介紹，我找到了新華社湖北分社的社長，他曾經擔任過新華社福建分社的社長，因此我以為在他那能找到發在內參的一絲希望，他卻痛心疾首地告訴我，他在福建這麼多年，發現莆田的情況特別複雜，有許多反應莆田情況的線索，剛開始還會派記者下去調查，後來都是不了了之。我明白他的意思，很知趣的走了。
幾經周折，我對媒體有了新的認識，一方面我不能太苛求媒體。就像老范說的：錯不在媒體，國情如此，他們的上面都有很多主管部門看著，不是編輯記者們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但另一方面媒體是公眾輿論的陣地，如果媒體不來打破這種可怕的麻木與沉默，又有誰可以做到呢？如果連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不抵抗便放棄了發言的陣地，那豈不是在縱容作惡之人的囂張氣焰？正是在現行的體制下，媒體應該承載著更沈重、更神聖的使命，弱勢群體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媒體的關注，媒體又豈能熟視無睹呢？ 我在學校為此事東奔西跑的同時，吳國興老人也在為他的官司到處奔波，傾盡他所有的餘力，但我們的吶喊顯得蒼白無力！
幾年過去了，每每想起此事，心如刀絞。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我開始懷疑我所學的專業是否有用，因此畢業時我沒有選擇從事媒體工作。我很失望，但我可以選擇逃避；可對吳國興一家人來說，每天要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煎熬，我很敬佩吳國興老人，他比我堅強，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前幾天他告訴我，他要繼續上告。
近來關注的孫志剛一案對我頗受鼓舞，《南方都市報》有一段評論可以給我們答案：「我們在關注此事的時候，不應過分關注孫志剛的身份…….還要還原出孫志剛的普通公民身份。否則，我們就可能因為對特殊身份的義勇而淹沒了對「小人物」的關懷。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誰不是小人物呢？誰不是普通公民呢？」
以下是吳老事件的經過：
1997年1月25日，吳國興最小的兒子吳玉盛，喜得一子，全家老小激動不已。在此之前吳玉盛的兩個小孩剛出生不久就夭折了，這是吳玉盛唯一存活下來的小孩，沉浸在喜悅中的吳老一家萬萬沒想到一場飛來橫禍突然降臨。
97年3月16日上午莆田黃石鎮分管計畫生育的余某，以未辦准生證為由，要吳老交納2000元罰金。而早在96年2月，吳老就向村裡申請辦理准生證，之後多次催問，仍遲遲未予以辦理，直到小孩快出生的前一個月村領導黃某私下找吳老說：「你拿1萬元來，我立即給你辦，以後就不會有事。」吳老「單純」的認為兒子今年31歲才有一個孩子，無任何違法行為，沒理由交這1萬元，於是拒絕村領導的要求。吳老的再次拒絕激怒了黃石鎮分管計畫生育的余某，余某臨走前惡狠狠地對吳老說：「錢不交可以，待後你就知道厲害！」
當天下午，余某帶著黃石鎮副鎮長吳某等十幾個人（除了幾個鎮上和村裡的領導，其它幾個是雇的打手），手持棍棒衝到吳老家，他們砸吳老家屋頂的瓦片，推倒大門，吳老的兒子上前勸說，便招來一頓暴打，一夥人將其推倒在地，用腳猛踢，聽到兒子淒慘的哀叫聲，他的母親（吳老的妻子，63歲）本能地伏護在兒子身上，面對年邁的老人，他們沒有絲毫留情的餘地，繼續一陣猛踢；吳老早已向站在一旁觀望的副鎮長吳某苦苦哀求，豈料，另一名隨行人員上前重重地踢向吳老頭部，吳老當場被踢暈過去。上前勸阻的還有吳老的二兒子吳玉春和兒媳葉長蘭，也招來不同程度的毆打，場面一片混亂。經醫院診斷：吳老之妻背部兩根肋骨骨折，大、小腿及背部有多處踢傷的青塊，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兒子吳玉泉被打致重傷；吳老在村民的搶救下甦醒過來。他們的家已被毀得破爛不堪，千瘡百孔。吳老之妻死去當天，他最小的兒子吳玉盛對村幹部仍抱一絲希望，希望村幹部為其申冤，得到的答覆是：「你死母親，關我何事！」
平時吳國興為人友善，與村民和睦相處，為何當時圍觀村民無人敢聲援？村民說：在這裡這樣的事太多，以前有人去勸阻或是向上面反應這種情況的，結果都遭到報復，後來就沒人敢站出來了！
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吳老決定將村、鎮領導告上法庭。97年4月20日，吳老向莆田縣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行政訴訟，狀告以余某為首的黃石鎮人民政府。
吳老一家的不幸很快傳到鄰近幾個村，聽說要狀告余某，鄰近受害村民聞訊打聽到吳老家，向吳老哭訴自已相似的遭遇。其中有兩份受害村民寫的材料如下：
「1992年5月18日中午11時許，我媳婦從城裡趕回家參加婦檢，婦檢完畢出來時，誰知，早已在有陰謀策劃下的惡棍余峰（村幹部）故意調戲我媳婦，並凶狠地拉著她的手說：「不能走，錢拿來交。」這時黃石鎮司法組幹部兼我村支部書記余九丕不但沒有阻擋，反而充當幫凶，擰著我媳婦的手，邊推邊打，兩人還把我媳婦關在一間倉庫裡，當她甦醒時，頭暈眼花，疼痛難忍。事後余九丕身為司法人員不但不正視自已的錯誤，竟將我媳婦再次關押在黃石鎮人民政府時達三十餘小時，確係隸屬侵犯人權行為。為此，迫切希望查明真相，對違法亂紀行為給予應得處分，以提高幹部素質，確保計生國策深入人心。」
請願人：黃石鎮橫塘村中國共產黨員張文候
另一份材料：
「1992年9月9日上午，鎮幹部余九丕、林高坤及村幹部到控告人家摧收統購款，當時控告人不在家，控告人妻慌忙答覆：「我馬上去向鄰居借款上交。」余九丕等人不由分說，欲動手搬傢俱，拆門框，直到（控告人）妻借夠86元，他們才離去。
當日下午三時許，鎮幹部林高坤遇見控告人，以控告人講過多牢騷為由，揮拳擊打控告人頭部、臉部。余九丕也上前對控告人拳打腳踢，致控告人踢倒在地。村民扶控告人回家後，控告人妻立即將前後門關牢。稍許，余九丕等人破門而入，猛打控告人，直到控告人昏倒在地，余九丕仍不解恨，又把昏死過去的控告人丟在馬路上，用腳猛踩控告人腹部，走時，還取走控告人家裡一把菜刀。
經莆田市人民檢察院法醫鑑定，控告人外傷性腸破裂及全身多處受傷，屬重傷。請求有關部門立案偵查，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以伸張正義，維護控告人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
此致
莆田縣公安局
控告人：方嚇文
1992年9月27日
這些敢寫材料的村民大多都是稍有點「經濟能力」和「背景」的，而更多的是一些很窮，無能力上告的村民，其中就包括一位被打致殘的村民。吳老建議大家聯合起來上告，卻沒人敢響應，怕遭來報復。事後也證明了這一點。經過二次開庭，莆田縣人民法院領導林某勸吳老以經濟賠償2. 6萬私了此事，吳老拒絕私了，要求法院給予當事人行政處分，並追究刑事責任。由於吳老沒有答應法院的處理意見，此案便被擱置，久久沒有結果。而在此期間吳老的兩家鄰居借錢給他上告一事被村、鎮領導知道後，分別被罰了5000元。
吳老對縣法院失去信心，準備走上一條漫漫的**之路。由於吳老無經濟能力聘請律師，為了給自已上告找些法律依據，吳老開始查閱相關的法律書籍，並每天關注中央臺的《焦點訪談》和《社會調查》，另一方面四處籌錢。
97年9月14日，吳老站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大門前，脖子上掛著訴狀。由於幾天的奔波勞累，那天吳老暈倒在省人民政府的門前。在過往群眾的幫助和支持下，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訪部瞭解冤情後，為吳老寫了一份公函讓他轉交給莆田市檢察院。豈料，吳老和這份公函成了一個被踢來踢去的皮球，從莆田市檢察院轉到了市政法委，又從市政法委到市人民政府……...，結果還是個未知數！
而此時余某被提拔為黃石鎮總治理主任（負責全鎮的保安工作）。
悲憤交加的吳老不得不繼續往返於莆田與福州之間，連吳老也數不清到底前後奔波了多少趟，不停地輾轉於福建省人民政府、省檢察院、省高級法院、省公安廳，最後一次手上便多了一份省公安廳發給莆田縣人民法院的公函。案件總算有了「結果」。
97年12月，莆田縣法院副院長林某和縣紀檢委副書記林某向吳老口頭保證：追究當事人違反黨紀責任，賠償經濟2. 6萬。前提條件是撤訴。由於多方施壓，吳老只得答應。
事後，吳國興老淚縱橫地向我哭訴：「這是一場騙局！」吳老除了收到鎮裡2.6萬經濟賠償外，並沒有對當事人做相關的處理。那就是他最後苦苦爭取來的「結果」。！為討個公道，吳老已一貧如洗，背下沈重的債務，吳老日漸消瘦，1.75米的個就只有92斤！。
1998年正月初四，是我第一次見到吳老，那天是莆田地方傳統的大年夜，熱鬧程度不亞於大年三十。而當我走進吳老的家時，他一個人正在昏暗的燈光下吞嚥早晨剩下的麵條。聽完吳老的經歷，我的眼淚不聽使喚地止不住的流，我沒敢抬頭看吳老那張蒼桑的臉。
隨後，我將吳老的事發給我認為有可能關注的各個權威媒體，其間找了很多人，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當時正值全國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期間，計畫生育工作仍然是會議強調的一個重點，在這樣的大背景和輿論導向下，媒體選擇了沉默。
98年4月，吳老打電話告訴我余末因賭博被莆田縣公安局抓獲，沒過多久便解決了，同時又提升做了鎮司法組書記。
余某並沒有因此而收斂，吳老給我的材料裡又多了一些受害者的名單：黃石鎮斗南村鄭公潘、並山村陳九治、沙堤村張確治、瑤臺村張風泉、風山村張文林、東甲村…….。
前幾天打電話瞭解吳老的近況，吳老現在的身體狀況還是不行，但上告的事情一直沒有放棄，他會用餘生的精力與他們進行鬥爭。只是經濟情況讓他難以確定何時上告的時間。
今天把吳老的遭遇寫出來，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聲援，特別是法律方面的援助，如果您對吳老重新起訴一事有好的建議，請發送至我的郵箱：[email protected].或寄至：福建省莆田市黃石鎮清前村16組吳國興收，郵編：351144. 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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