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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淚問教育:你憑什麼產業化?

 2003-08-20 07:12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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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喧囂得最凶的莫過於「產業化」,彷彿不「產業化」就不算「改革」,就是落伍。而其中動靜最大,影響最廣,牽涉各方面利益最直接的,莫過於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這可是中國從上到下,由貧到富各個階層,家家戶戶都離不開的兩樣東西,怪不得經濟學精英們,專家教授們,始終在打它們的主意,因為,按照市場學的觀點,這兩樣的「消費群體」太巨大了,太誘人了。什麼叫「產業化」,這是專家們的「文詞兒」,按我們粗人的話講,就是把醫療衛生,上學讀書當商品,明碼實價,或者不明碼實價地賣。
有賣就有買,離開買就沒有賣,就教育而言,買方的情況如何,決定了產業化即買賣化的效果,根據調查,中國錦衣玉食,生活無憂的闊佬富婆,少爺小姐,約佔人口的千分之一二,也就是3~4百萬人左右,基本相當於全中國2001年在校大學生719萬人的一半,就是說,真能夠經得起任何檔次的教育商品的中國人,不計年齡,不計文化水平,加起來,還不到大學生人數的一半,靠他們來拉動教育「消費」,「振興」教育產業化,恐怕是幻想,你總不能夠讓闊佬富婆夫妻們生一千個孩子吧,況且還得通過大學考試不是。

所以,真正的教育產業化對象,還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收入現狀如何,決定了教育產業化的前景。根據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提案辦理座談會上的數據,我國「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過20000元的佔總人口的3.5%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按照目前大學的學費標準,最普通的大學,不算其它消費,光學費和基本生活費,每年得一萬,這是硬指標。就是說,佔中國人口50%的家庭,是沒有正常地負擔孩子上大學的費用的能力的,而年平均收入在2000~20000元的佔人口46.5%左右的家庭,又有一大部分沒有或者部分地有負擔孩子上大學的費用的能力,這樣一比較,我們就明白了,這教育產業化的對象,根本不可能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但是,它又作為一個事實強加給了人民大眾,貧苦人家的孩子為了求知,為了一條人生道路,於是就有了一連串的血淚故事。

中央電視臺2套2003年08月06日晚播放了一個專題《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看了令人鼻酸,市場化了的學費,豈止是一座山,它有時簡直是一把刀,53歲的陝西榆林南郊農場農民景統仕,二女兒景艷梅今年高考考出了理工類533分的高分,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一家人算了算,第一次去大學至少也得帶上一萬元,…奔波幾天,景統仕也沒有借到一分錢。7月14日,…景統仕喝下農藥自盡,因為為了給景艷梅上大學申請資助,臨去世的前一天,景統仕還忙著去派出所等部門蓋章,證明家境困難,然而這個章也沒蓋下來(為什麼?)。景艷梅講:「我爸爸他當時回來,我不在跟前了。他就跟我嫂子說,他說他已經老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在絕望和自尊心、自卑感的雙重打擊下,景統仕走上了絕路。同樣在陝西寶雞,去年,下崗工人丁某,在得知兒子小丁考上復旦大學,像其幫開車打工的老闆討拖欠的工錢,湊集學費而不得後,跳樓自殺。當然,這是最極端的,也是最不應該的。

有專家、精英出來冷言冷語了,「上大學不應該靠父母嘛,可以貸款嘛。」云云,但是,貸款本身就是一個市場行為,要考慮風險、信用、擔保等等,不是輕易可以拿到手的,房栓梅,陝西榆林羅鹼村人,考上了大學後,母親卻想到了放棄:「我說你爸爸這麼個情況,供不起,你不要念。」,因為房家的家庭收入非常清晰,每年3擔黃豆、4擔穀子、一口豬,年底時賣一賣,收入約900元。房栓梅母親:「家裡半年沒收入,餵個豬還就這麼大,就盼著豬長大。」2天前,房栓梅的母親又賣了些黃豆,一家人數了又數,湊起來不過1000元。而女兒一年的學雜費,就是這個數字的8倍。房栓梅從老師那裡打聽到,大學裡有助學貸款,但因為還貸情況不好,現在借貸也很困難。與此同時,因為家裡已經欠下債務,父母向附近的信用社也沒貸來款。更何況,4年4萬元的貸款,畢業後的青年學子,能否找到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工作,是一個問號,即便有了收入尚豐厚的工作,銀行的貸款要還,家中為其上學揹負了沈重債務的父老兄弟姐妹要管,自己的生活要過,不又是一「楊白勞」。未必這市場化就是逼著窮人成為一個個揹負著沈重債務的債務人,難怪昨天晚上的新聞,看到一條講某高校為了控制畢業學生逃廢助學貸款,扣押了畢業生的畢業證書,那接受採訪的老師眼含淚光說「學校也是沒有辦法呀?」。

專家、精英還是出來冷言冷語了,「可以自己掙學費嘛,比如美國人」云云,今年考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趙磊,這個暑假,每個凌晨5點,他就來到一個工地開始做小工。幹上十幾個小時也只能掙20元錢。幾千元的大學學費對他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趙磊:「難度有一個山的高度那麼大,大學一般下來需要四萬到五萬。就是貧困學生不花錢的學生四萬到五萬。像我們家的話,四年能提供上個八九千就頂多了,四萬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數字。」,為了能為兒子讀書賺份學費,幾年前,趙磊的父母先後從農村來到榆林市打工。趙磊:「母親為了讓我上大學進城來幹活,為了省四塊錢車費,坐了一個順路的三輪。半路上撞了,粉碎性骨折,全身就癱瘓了。四五年了,現在情況沒有好轉。」趙磊的父親每年從正月干到臘月,身患胃病、糖尿病也一直不捨得花錢去醫院,說到這裡,淚光在趙磊的眼中閃現。

看了這麼多,不禁想起了父母親靠微薄的收入,養活了我們兄弟姐妹的年代,想起了那段雖然清苦,每月只需要20來元花銷,每頓吃2毛錢菜,但沒有學費困擾的大學生活,想起了那穿著打補丁的舊軍服,比我們「有錢」的高幹子女的同學。

今天,我們的社會在進步,變化是巨大的,根據統計,今年年初,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9.5萬億元,,就是說,中國13億人口,人均有7千元的存款,照道理,社會是富庶了不少,提出來教育產業化,應該是正當其時。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工人、普通市民、農民感覺到生活和預後不確定的時候,當一場病,或者一個孩子成績優秀考上大學就導致一家人的經濟和生活陷入窘景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審視我們的社會發生了什麼問題,教育產業化美麗的口號和虛幻的前景後面是什麼實質,那就是社會的財富已經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並且勢頭還在繼續發展,已經掌握了大量財富的那些人,在貪婪和無恥之餘,還有憂慮,還在鼓動在憲法內明確寫入堅決保護其私有財產的內容,這社會的財富已經被他們緊緊攥在手中,教育產業化所需要的巨大投入,靠什麼?靠工農子弟和工農家庭的的負債纍纍?靠普通大眾的節衣縮食,忍病不治?不照顧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教育產業化,是誰的化?要化到什麼地方,化到什麼程度。

沒有一個公平的社會分配制度,沒有一個公正的社會經濟狀態,我們在農民景統仕、失業工人老丁用生命殉了他們子女大學學業的血痕中,在千百萬貧困學子無奈的淚眼中,大聲地問我們的教育:錢攢在少數人手裡,你憑什麼產業化?在沒有解決社會公平之前,你憑什麼產業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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