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境外媒體和國內的依附性精英，又從「黨主改革」的角度來解讀黨營報刊的改革，將此次改革與胡溫聯繫起來，歷數胡溫上臺後對媒體改革的一系列開明做法，特別是胡錦濤提出的「三個貼近」和李長春提出的「三個破除」，為媒體改革提供了來自中共最高層的支持。有人將此次改革稱之「親民新政」的又一實績，甚至稱為「李長春新政」，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民間動力和境外壓力的巨大作用。
實際上，官方之所以進行黨政報刊的改革，完全是迫於各種體制外壓力的日益成長，不得已而為之的應對策略。也與大陸其他方面的改革遵循著基本一直的邏輯，在官方主導的表面邏輯之下，改革的真正動力，來自民間自發的潛在邏輯的推動。
民間自發力量的持續成長──官方對民間力量的打壓──民間對官方打壓的巧妙反抗──官方打壓的屢屢失效──官方被迫進行放權讓利的改革。
也就是說，民間的權利意識一旦覺醒，其自發能量絕非官方壓制所能阻止。正如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那樣：大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路易十六進行改革之時，而沒有發生在專制王權的僵化時期，就在於，一方面，改革導致民間的權利意識覺醒和民間力量迅速擴張，另一方面，專制者又不願意放棄獨裁權力，無法提供最大的公共產品──平等權利及其政權合法性，二者的結合導致了社會公正飢渴，特別是佔人口比例最大的農民所體驗到的不公平感，甚至比13世紀還要強烈。托克維爾說：「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舊制度和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P210，北京）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時代的極權統治，餓死幾千萬人和株連九族的政治迫害，其殘酷性和物質匱乏遠遠超過鄧小平時代，而由於國人毫無權利意識，所以並沒有強烈的痛苦感。鄧小平時代的後極權統治，雖然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政治迫害的殘酷性有所降低，但國人的權利意識覺醒，使之對社會不公變得敏感，當權者的腐敗也顯得格外醒目刺眼，人們便通過各種自發的方式表達對現政權的強烈不滿，而反抗獨裁的另一面就是擴張民間資源。
正是全社會的權利意識的覺醒，現政權在應對民間壓力之時，也只能採取利益化、技術化和權宜化的統治方式，精確計算統治的成本和收益，打壓要計算，改革更要計算，特別是要評估某一決策對政權穩定這一最大利益的損益。只有當中共最高層得出不會影響政權穩定的評估之後，某項改革決策才能夠「千呼萬喚始出來」。六四大屠殺後，鄧小平發動第二次經濟改革，就是為了延緩中共合法性危機的爆發，也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信譽的流失。
胡溫初登大寶，從胡溫體制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講，最迫切的權宜之計，必然是想盡一切辦法鞏固自身的權力。而就黨內權力基礎而言，胡溫比江朱更弱勢，在江澤民仍然掌控高層權力的基本格局的情況下，胡溫加強自身權力基礎和提高自身威望的最佳選擇，就是面向社會和民意尋求支持，所以才有以「親民路線」為核心的胡溫施政。因為，當下中國，政治強人時代過去之後，雖然，民心向背無法最終左右政治人物的盛衰，卻可以作為掌權者加強自身權力的資本，特別是對於新上臺的高官而言，新官上任之初的「三把火」，往往以「討好民意」來贏得社會聲望，已經由朱鎔基做出了成功的示範。大陸媒體慣於歌功頌德的傳統，也使親民姿態得到輿論造勢的支持，無論朱鎔基任上留下多少負面遺產，百姓也很難知情，所以，時至今日，朱鎔基上任伊始的萬丈豪情，仍然是大陸百姓最鮮活的記憶。以至於，新總理溫家寶在就任時的記者會上的表態，也承受著朱鎔基民望的巨大壓力。
由此，在無法啟動政治改革的現行體制框架下，胡溫體制鞏固自身權力和提高自身威望的最佳方式，也就只能是「親民路線」，黨政報刊改革的社會效應之一，就是取消行政攤派式的發行和廣告，能夠減輕基層和企業的負擔。
雖然，中共仍然實行媒體壟斷，大陸所有媒體在名義上仍然為官辦，但是，早在黨營媒體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前，大陸媒體的自發性的民間化、市場化、企業化，已經變成人人皆知的事實。即便中共的意識形態主管部門頻繁發布禁令，企圖杜絕報刊業的二渠道市場，然而，中國社會在經濟上和價值觀上的日益多元化趨勢，特別是市場化日益普及和深入，傳媒受眾的欣賞趣味的迅速分化，新聞業者的觀念更新和職業良知……足以把中共的無數禁令消化於無形之中。因為，媒體必須面對市場競爭和欣賞趣味多元化的受眾，而市場和欣賞趣味顯然是民間化的，加之境外媒體的信息通過網際網路大面積進入大陸，加入WTO的承諾，內外結合的多方位壓力，使一向黨營的傳媒業，僅僅是為了生存和盈利，也不得不順應時代潮流而進行或主動或被動的改革。
[未完待續]
（轉自多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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