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 (二) 江澤災民恨三峽

（第二部分）
●江澤災民恨三峽
長江流域在三峽工程實行截流的八個月之後暴發了空前大水災，使中國現代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工程項目----三峽大壩建設工程再度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災民們說，三峽截流是斷了長江的「龍脈」，「龍王」因此發怒生災；也有人說：「就算一條小溪，擺一些石塊截流，整個水流、水位都會改變，更不用說長江了。」雖然眾說紛紜，但是截流後長江水位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萬平方米的各類建築物遭淹沒則為不爭的事實。當整個三峽大壩完工時，被淹沒的地區將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個縣市，有三十八萬八千六百畝耕地和果園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廠將沉入水底。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式動工興建的三峽大壩，據政府宣稱其作用非凡，它不僅有防洪庫容二百二十一億五千萬立方米，還能使年發電量達到八百四十億千瓦小時，並且可以讓萬噸巨輪直航重慶市。自從一九五四年長江發生特大洪災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設想「畢其功於一役」，根治水患，並於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議在三峽建壩。不久，黨中央毛主席親自寫下《水調歌頭* 游泳》一詩，成為影響三峽工程決策的最關鍵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會議，討論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與會者中有人解釋，主席詩詞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峽建設高壩，「截斷巫山雲雨」是講工程的防洪效益，「高峽出平湖」指工程有利於航運，而「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一句則抒發崇高的革命理想。鑒於「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意見的決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原則通過了三峽工程方案，並下達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壩頂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設計。一九八六年國務院召集四百多位專家，分成綜合規劃、水位、水文、移民、發電、大壩樞紐、生態環境、投資、泥沙淤積、機電設備、航運、地質地震、施工、防洪、綜合經濟
評價等專題組，進行三年「論證」。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正式批准三峽工程「上馬」。為了防止工程生變，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要求制止公開爭論三峽工程問題，國務院也指示：「對國內的不同意見，不辯論，堅持正面宣傳。」然而長期以來，原水電總局局長李銳、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等大批專家、學者不斷質疑三峽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表決三峽議案時，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顧政府的壓力，投了反對票和棄權票，成為一黨制度下的政壇奇像。一九八六年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曾對三峽工程作出結論，認為「綜合的系統評價，利弊相抵後，結果仍明顯地弊大
於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長江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環境評價部寫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報告書》，其結論也是負面的。其實，三峽工程的「科學論證」（１９８６--１９８９）是在「三峽必須上馬」的前提下所進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國首相希思當面勸說中國領導人放棄三峽工程計畫時，鄧小平的回答是：「已經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國務院為了配合三峽工程上馬，還一度籌建「三峽省」，並在「省會」所在地宜昌市興建了一批樓、堂、館、所。從表面上看，三峽工程既有可行性報告，也有審查程序，似乎具備一個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論證和審批環節，但實際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審批和施工，都由同一個部門負責，例如原水電部副部長陸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職----「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工作組副組長、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兼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開發總公司總經理。有批評人士指出，三峽工程反映出「首長意志」今天依然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命運，因此它是舊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又一「傑作」，是憑藉計畫經濟調動全國財力所盲目進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處在於好大喜功的政治熱情再次戰勝了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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