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卻遠沒有如此簡單。農業稅，僅僅是中國農民承擔的眾多苛捐雜稅中的一環。除此之外，農業特產稅，教育附加費，鄉村提留款，以及各級政府層層加碼在農民頭上的攤派，農民的負擔，實在是人們難以想像的深重。
比如，中央政府每年以「農業稅」的名義，從農民身上獲取300至400億元；地方政府則以其他名目繁多的收費，從農民身上獲取1000億元。有道是：「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即便取消了農業稅(頭稅)，卻並不能保證農民的負擔就此減輕。況且，發生在農村收費上的「蹺蹺板」效應，常常令農民稅費一減一加，此起彼伏，形同抵消。一些「試點」省區呈現的情況，正是如此。
土地產權，是另一個問題。目前，農民僅僅擁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土地所有權。以「徵收」為名的佔用，嚴重威脅著農民的生存與利益。在工業化、城鎮化的浪潮中，貪官與奸商相勾結，趁機「圈地」，僅最近7年，就有一億畝耕地被圈佔。在不對稱補償或幾乎沒有補償的情況下，大批農民痛失土地。有關專家測算，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徵收土地的價格「剪刀差」，貪官與奸商至少從農民身上搜刮了5萬億元。僅農民蒙受的這一項損失，就遠不是減免農業稅所能彌補的。
據保守估計，失地農民至少高達4000萬，其中，60%陷入極度貧困：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收入保險無份。國內小報披露：由於生活拮据，城市裡，甚至出現了失地農民以撿破爛為生的群體，夜裡捨不得點電燈，到農貿市場撿菜吃，到河邊洗衣服，在樓下支起鍋灶做飯……許多失地農民，淪為游離於城鄉之間的「邊緣人」。勉強混入城市的，乃經過百般周折和繁瑣手續，即使找到一份工作，也時常處於怕失業、怕生病、怕孩子失學、怕暫住證找麻煩的巨大壓力之下，惶惶不可終日。
農業部高官承認：以當前農村就業容量，僅能容納1億3000萬農民和2000萬畜產業者，然而，農村勞動力高達4億8000萬，除了其中1億6000萬人在農村從事非農業工作之外，農村失業人數超過1億5000萬。
說到「三農問題」嚴重，歷來仇視民主的當權者，居然就想到民主了；雖然，當權者一貫以中國人「素質差」為藉口，拒絕民主改革，此刻，卻顧不得中國農民恰恰是 「素質最差」的一群了，僅僅因為統治者自己束手無策，便只好下放權力。村一級的選舉已經展開，雖然磕磕絆絆，多少還是化解了一些基層矛盾。鄉鎮一級的「機構改革」，則充滿爭議。一些地方試行鎮長、鎮黨委書記直選，大多以流產告終。原因是：大環境不具備，人為障礙重重。
當農民負擔日益加重的時候，靠農民養活的鄉鎮一級，由於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貪污盛行，挪用成風，鄉鎮負債竟也與日俱增。全國鄉鎮級債務正以每年200多億速度暴增，總債務額已經超過5000億。這一龐大的債務，自然又回落到農民頭上，成為他們永無止境的沈重勞役，和永遠不得翻身的沈重負擔。
社科院某研究員大聲疾呼：「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把土地歸還農民，推行土地私有化；實行鄉鎮直選和社區自治，讓鄉鎮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轉變。 如果說，這真是中國農村的出路，何嘗又不是整個中國的出路？
(自由亞洲電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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