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月 口述
採訪人：劉小萌
時間：2002年3月1日
採訪地點：北京市海淀區某市屬單位
採訪前記
應口述者要求，本文主人翁小月使用的是假名。在所有受訪者中，我與小月是來往比較多的。最初是通過田小野的介紹，我跟她建立了聯繫。
小月的父親，是一所大學的名教授，她的童年，是在陽光、鮮花和歌聲中度過的。但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卻將她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先是母親因為沒有能 「完成黨交給的任務」自盡身亡，身後留下4個年幼的孩子；繼而「文革」爆發，父親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高帽，進了「牛棚」。小月詳細講述了參加父親批鬥會時的內心衝突，一面是血濃於水的親情，一面是「大義滅親」的說教。像絕大多數同齡人那樣，她選擇了「大義滅親」。但此舉留給她的創痛卻是永久的。
1969年，一心跟黨走的小月，響應號召下放到東北邊疆，成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戰士。脫胎換骨的改造，使她對前途重新燃起希望，誰知1970年的一場山火，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為了扑滅山火，小月的兩名戰友李曉軍、張梅玲失去了年輕生命，她則被嚴重燒傷，面部毀容。19歲的花季年華，從此與「幸福」兩字絕緣……
以後的幾十年裡，小月感受最深的莫過於人情的冷暖。不用說，許多朋友和同事給過她熱情的關愛，但是也有那麼一些人，僅僅因為她的面部被毀容，就無情地往她心頭的創口上不斷地撒鹽。歲月如梭，如今的小月，年過五十，孤身一人，百病纏身。2002年底，她參加了職稱評定考試，成績優秀，並與單位簽了為期2年的聘任合同。聽到這個消息，我曾為她高興，因為至少在可預期的兩年裡，長期困擾她的「下崗」問題至少是不復存在了。但高興沒多久，她就聽說，自己所在的那個 「崗」，隨時有撤消的可能，而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她就只有「待崗」了。以她目前的年齡、身體狀況，「待崗」後重新上崗的可能微乎其微。考慮再三，她最終還是選擇了「提前內退」。「提前內退」雖不如在職，畢竟還可以享受一些優惠條件，比起「待崗」那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苦哈哈滋味來，可能還好一些吧。 2003年春節前，小月打來電話，說她已辦好提前內退的手續……
小月的口述一氣呵成，從內容到文字都很生動，一稿出來後，我和編輯都表示滿意，她卻不願就此打住，又花了很多力氣，對原稿做了大的改動。隨著來往的增多，我對小月有了更多瞭解。面對常人難以承受的重重困難，她所表現出的那種自強自立，令我動容。如果沒有那場山火，小月將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也正是因為那場山火，她使人們感受到了生命的尊嚴與頑強。
最後我想指出的是，小月的口述已遠遠超出知青歷史的範疇，當她陳述因面部毀容而受盡白眼、嘲諷、冷遇、打擊時，實際涉及了一個人間關愛的普遍性主題。歌聲裡唱的是「讓世間充滿愛」，但真正置身在這個喧囂的世界上，你卻發現，人們最缺少的，往往正是那種能夠包容一切的關愛，那種對弱者的普遍同情與幫助。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傾聽小月的述說，有更多的人們成為她的好朋友。
一、我們家的整個歷史，跟各種運動離不開
「老爺子，你怎麼這麼傻呀？你當初要是跟李政道一塊走，我們這些子女現在什麼樣？你看現在，子女有給你爭氣嗎？一天晚上，母親就用一根繩子吊在下水道的管子上。「文革」中，關峰、戚本禹相繼倒了臺，給我父親又加上了一條罪狀。因為這樣的出身，我受過打擊，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學習黨的女兒馬小翠，為了黨的事業大義滅親。
我從小到大一直屬於比較淘氣的女孩子，甚至人家覺得我有一點男孩子的性格，但是所有的老師和同學都覺得我比較聰明。我干某一件事，接受能力都挺強的，但功課也不是很好，因為是淘氣的孩子麼。我們家一共４個孩子，我是老二。我有一個陽光燦爛的童年，小時候我很愛笑，一些在別人看來並不值得高興的事，也會引起我發笑。父親不解地說：「一天到晚老傻笑些什麼？」以後，父親就一直稱我為「傻呵呵」。雖然那是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但我還是快樂的。
我父親當初是西南聯大的學生，現在要說起來，既算清華校友也算北大校友。而我的母親、舅舅、姑姑、姑父，都是在這麼一個環境裡成長的。我的父母是自由戀愛的，又一起投奔瞭解放區。母親姓何，在讀書時就參加了進步組織，姥姥家的人很為她擔心，認為是不務正業，因為國民黨抓的就是這種人。母親為躲避國民黨特務的抓捕，改姓何為姓柯。
上大學的時候，父親跟李政道是同班同學，原來是學物理的，一個挺有天賦的人，特聰明。在學校時候，大家給他起的外號叫「百科全書」。在解放區，也算是很有文化的幹部了，一解放，就分配到人民政府辦的一所大學裡研究馬列主義哲學。五幾年時，咱們和蘇聯挺要好，他又跟蘇聯專家一起搞哲學。這個時候，他在哲學界就脫穎而出了。他是屬於那種比較一帆風順的，也屬於是春風得意的。說白點兒，就是爬的很快，也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前，父親已是系主任了，並已報批教授，可「文革」爆發後，全國範圍內都取消了職稱，軍隊也取消了軍銜，父親的教授職稱也就不存在了。
父親與艾思齊等人一起寫過不少書，也為鄧拓主編的《前線》寫過稿子。母親去世後，他為減輕家庭的拖累，找到當時的市委書記鄧拓，請他幫忙，將我的弟弟、妹妹轉到全日制寄宿學校讀書。為此，父親又成了鄧拓線上的人。「文革」中受盡了一切非人的凌辱，作為一個「黑典型」，「反動學術權威」，受過多次批鬥。造反派把他的雙手塗滿了墨汁，說他是什麼「反動黑手」。在高校兩派內戰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竟被裝入麻袋，從牆頭上像白菜一樣被扔過去。即便是這樣，父親也認為自己一生坦蕩，黨和組織定會還他一個清白。他多次表示，決不會自殺。一次他被「解放」出來，受命打掃衛生。從不會做家務的父親回來時蓬頭垢面，他認為這是組織對他的信任，興奮地對我說：「你看爸爸還不老吧？我的問題總有一天會搞清楚的。」
被父親株連，我們兄弟姐妹四人無一例外，全都插隊，即使是滿懷豪情，也難揮去離家的惆悵和對前途的迷茫，何況我們的走也只是迫於形勢，出於無奈的選擇，作為「黑幫」子女這是惟一的出路，因此內心的感受和思想的複雜可想而知。「文革」結束後，當我們費盡周折回來後，有一天弟弟以調侃的口吻對父親說：「老爺子，你怎麼這麼傻呀？你當初要是跟李政道一塊走，我們這些子女現在什麼樣？你看子女有給你爭氣嗎？」說這話時，我們都剛從農村回來，什麼都不行，都是白丁一個，「你的孩子，全都成農民了！」
在兵團期間，因父親的株連我備受歧視，說實話，那時我既不敢寫文章，為和家庭劃清界線，又很少給家裡寫信，生怕筆誤給人以口實上綱上線，日子一長提筆忘字，心裏常常有種恐懼感，恐怕自己變成文盲，與當地目不識丁的農民一樣了。
從小咱們受的學校教育就是一心跟著共產黨，連父母的教育都是這樣。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其實特簡單，現在想起來也覺得挺讓人傷感的。我們家的整個歷史，跟共產黨和各種運動離不開。在「反右」以後，「文革」以前，當然也有一些政治運動，那時我年紀小，也弄不清楚都是什麼運動，反正是學校裡的運動。母親原來是學文學的，很聰明，口才好，文筆也不錯，字寫得也好，全國的方言基本上都聽得懂。五十年代，她先在文字改革委員會為吳玉章作助手，後來到父親所在的高校任語文系教員，６０年代初，擔任教研室黨支部書記。在一次運動中，系裡整了一個老教授，整的很苦，是整錯了，作為一個基層組織書記的她代表組織去跟老教授道歉。人家是一個挺耿直的老頭子，怎麼道歉就是不接受。老頭子說了：「我對你沒意見，你也沒整我，我是對這種事兒不滿意，道歉我不接受。」我媽就覺得：一個黨的書記，工作沒做好，很內疚。那天……我覺得挺奇怪的。從小到大，父母很少給我們零花錢。要說我們家不算是經濟多麼緊張，那個時代都那樣。記得那天母親把我和妹妹都叫過來，我當時１１歲，妹妹９歲，母親給我們一人兩毛錢。我覺得非常奇怪，說：「媽，你從來不給我們錢，怎麼今兒給錢呀？」母親說：「很久不給你們零花錢了。」當時我們還小，沒有那麼多心眼，不會想到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上去。那天晚上，母親就用一根繩子吊在下水道的管子上。出事後，我的大腦一片空白，站在原地渾身篩糠似地發抖。母親留下一封遺書，意思是對父親說：我對不起你，如果有來世，我還嫁給你。
可憐的弟弟當時還上幼兒園，大了都記不起母親的模樣。當時我們黨從「左」的狀況下扭轉過來，政治環境逐漸寬鬆，中央召開了一個七千人大會，會上鄧小平同志還就母親的事發表意見，認為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中，高校不應發生這樣的事，要求有關部門查清此事。但終無結果。直到今天，父親也是一頭霧水，成為終身的憾事。母親為什麼自殺？她有４個孩子和幸福美滿的家庭，她很單純，覺得工作沒有做好，對不起黨。很久以後，父親曾經跟我提起：母親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在進入解放區之前對父親說過：咱倆比賽，看誰先入黨。她就是那種積極向上要強的人。當時我覺得他們大人還有點孩子氣的。
母親她是學文學的，記得我們小的時候，她給我們講過很多的故事，比如大衛．柯波菲爾，我沒看過那個小說，內容卻記得很清楚。當大衛．柯波菲爾的母親要死的時候，繼父把他弄到一個寄宿學校，等於讓他跟母親見最後一面。那個黑人女佣不是特胖嗎？她緊緊地抱著大衛．柯波菲爾，以致衣服扣因為這麼一抱就繃開了。母親每次給我們講的故事都非常繪聲繪色，我到現在都記得。她講過許多傷感的故事，唱過一些淒美的歌，印象非常深刻。
父親不論是在學術界或仕途上都比較順，也就容易遭到嫉恨，「文革」首當其衝成為革命的對象。
父親出身不好，我爺爺是從商的，而父親大學畢業後就去臺灣在一所中學教授歷史和數學，填出身時他一直填的是自由職業者。
實際上我的父母跟他們的家庭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早都奔解放區了，沒要家裡的財產。但「文革」的時候，照樣作為一種罪惡落在我們頭上。再說高校分成好幾派，既有保父親的也有反父親的，互相打得不可開交。周總理曾為父親辯解說：「他寫過《把哲學變成群眾手中的銳利武器》的文章，在推廣大眾哲學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還是做了一些貢獻的嘛。」接著江青也對父親發表意見說：「這個人，你們不要保了，他跟戚本禹他們是有聯繫的。」其實，父親根本沒見過戚本禹，只是因學術關係與紅旗雜誌社、中央黨校等一些領導有業務交往，也許交往到後來彼此就成了朋友，這也很正常的。但是在「文革」中，隨著關峰、戚本禹相繼倒了臺，給我父親又加上了一條罪狀，等於又跟他們沾上了。最後弄得傷痕纍纍，臭不可聞了。作為這樣一個人的子女，怎麼可能不被株連呢？
因為這樣的出身，我受過打擊，差點被打成「反革命」。還沒下鄉之前在學校，一次慶祝黨的生日，大家一起頌揚黨的功績。我發言時說：「黨的偉大就在於她能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率領人民群眾向前進……」好，可不得了，誰說黨有缺點錯誤？她是「黑幫狗崽子」！當時真整哪！壓力挺大。我是真心地歌頌黨的偉大，怎麼也成了「反革命」？我只是個初中生呀！
那個年代我對黨的忠誠可以說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父親受批鬥的時候，我每次都跟著抓他的學生一起走。大學生見我是個孩子對我說：「回去吧，你放心，我們不會打你爸爸的。」我的回答令他們大感意外：「我不回去，我也要革命。他是他，我是我，我要和他劃清界線。」因為這個，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姑姑，都不理解我，也一直怨恨我。覺得你爸爸都那麼倒霉了，你還落井下石？可是我從小到大，包括父母和老師給我的教育是什麼呢？都是大義滅親。就是說，你的至親好友犯了罪，你都要毫不猶豫地跟他們劃清界線。記得很小的時候，就聽過黨的女兒馬小翠的故事。她的一個親戚是地主，她的父母早死了，她就在這家長大，後來把親戚干的所有壞事都告發給黨了，她的親戚想害死她。學習黨的女兒馬小翠，為了黨的事業大義滅親。從小到大，我受的都是這樣的教育。我爸要是對不起這個國家和社會主義，不管怎麼樣，我也得打倒他呀。可是當父親雙手塗了墨汁，被當做「反革命黑手」批鬥時，我雖然站在那兒，也跟人喊口號：「打倒××！打倒××！」我的心卻在滴血，在流淚。所有的人都在那侮辱父親，作為女兒我不僅沒能幫助他，還跟著喊口號。你說我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情？沒有人能理解我。直到現在，我跟一些親屬還存在著隔閡。誰來彌補？別人根本不原諒你，覺得你是一個挺卑鄙的人。
上大學後，一次與英語教師閑談，無意中得知老師竟與我姑姑是大學同窗。當老師從姑姑那裡得知那段與父親「決裂」的往事，不理解我為什麼那麼做，同時又痛心地談起她自己的女兒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義滅親」的壯舉。老師責備我對父親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我不明白，我怎麼樣表現都入不了黨--當時可不就想入黨這件事嗎？--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就是得不到黨的信任，還受到各種歧視，這一切不都是父母給我帶來的嗎？老師說：「那不是因為你父親，而是『文革』造成的。」天啊，難道我應該承擔歷史的責任嗎？在茫茫人海中，類似的情況還有的是。過去那個時代留給人們的傷害，誰也說不清。我們這一代的悲劇和重負之一，就是為了理想和榮譽過多地參與了政治，而最終又被殘酷無情的政治加以懲罰。更具悲劇色彩的是，老師的女兒也是與我同在一個農場的知青，父一代子一代的悲劇，在兩個不同的家庭上演著。
二、無情大火蠶噬了年輕生命
學校推薦我這麼好那麼好，後來就作為具有革命性的、與反革命家長劃清界限的典型被兵團接收了。出身按爺爺算，最後他們說：「那你就填資本家吧。」著火的地點是大豆地，回想當時對著火這件事，我最初的一閃念就是高興……終於有機會洗刷自己了。珍寶島戰役中的戰士真有這樣的，「叭」--蘇聯兵的槍彈打來了，他挺身護住大樹，被打死了。
「文革」中，我們家４個孩子無一遺漏全部下了鄉，「狗崽子」是不可能留城的儘管北京有政策。每家可以留一個，但我們不可能留。
我是１９６８年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當時心裏非常明白，知道自己絕對不可能留城。父親的問題沒有解決，絕對是黑幫，而且我想通過下鄉證明自己是清白的。我總去找學校管分配的老師強調：「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批鬥父親時我跟著跑這件事，學校都知道，還把我作為一種典型。老師跟北大荒來接學生的人說：「這孩子我們瞭解，能跟她父親劃清界限，挺好的，你們應該要。」學校推薦我這麼好那麼好，後來就作為具有革命性的、與反革命家長劃清界限的典型被兵團接收，去了北大荒。
剛到了那兒還挺高興，可是真沒想到，兵團把知青還分成好幾類，有的叫兵團戰士，有的叫非兵團戰士，這就等於把人分成兩類。出身好的是兵團戰士，出身不好的不是。實際上干的都是農活，工資也一樣，就是在名義上被劃入另類。每次開貧下中農會，出身好的允許去，出身不好的不許參加，我就屬於那另類。在農場我有一個小學同學，她父親是被鎮壓的，實際上她是個很普通的人，人群中誰也不會注意到她，但忽然一夜之間她成了名人，一個壞典型，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某連隊有個女知青不是兵團戰士。其實這個壞典型什麼壞事也沒做過，在一次鍘草時，她的手不幸被鍘斷，從此成了殘廢。
以前我每次填出身都填革干。因為父親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但是在東北農場，出身按爺爺算。他們說：「你爺爺幹嘛？」我說：「我沒見過我爺爺，他解放以前就死了。」最後他們說：「那你就填資本家吧。」沒辦法只好填了資本家，貧下中農會也不能參加。我總這麼想：偶然成必然，正是因為這麼個出身，正是因為我們這種非常純潔的心靈，所以總是積極向上，努力想洗刷自己。
李曉軍的父親是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的，以前是中學老師。因為我倆中學是同班，這種遭遇不由得就把我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父親起碼原來是革命幹部，又是馬列主義的學者，曉軍的處境比我還不如。有一次她找我，就說：「我要去餵豬。」因為餵豬那活又髒又臭沒人干，我們就找指導員使勁地要求。指導員倒是挺高興的，他是部隊復轉軍人，有一種老百姓的純樸。人家不因為你出身不好就低看你，挺高興的就把我們分到那兒去了。我們又找他要求：越苦越累的活越要干，要改造思想。人家大概覺得這倆北京孩子挺積極，所以對我們印象也算比較好，但是整個社會背景你還是脫不開。
那時兵團不允許知青回北京，人都有一種思鄉情，還有一個思家情，就說這家再窮再破也好，就說這家是所謂地、富、反、壞、右也好，畢竟你是從小到大在家里長大的，思念肯定會有的。有一次我們連一個同學終於獲准回家探親了，我們所有的同學都高興，就跟自己要回家似的，都跑到她那兒去了，跟她說呀，你給我帶什麼什麼。等於她是受了重任的，在北京把我們所有的家挨著走一遍。不久聽說她要回來了，又迫不及待地想見她，瞭解家裡的情況。我那時忍不住了，想去火車站接她。駐地離火車站挺遠，要用一天時間。我們餵豬有一點是特殊的，就是歇大禮拜。什麼叫大禮拜呢？十天一休息。餵豬的人不能說我這一休，就把豬餓著，所以採取輪休。三個人輪著，十天能休一天。正好秋天趕上農忙，我要休假去火車站接人。可是一到農忙連大禮拜都沒有了，不允許休假了。可忙不忙的這豬也是這麼餵。當時的人們都挺「左」，我屬於個性強的人，就說：「指導員，反正我跟你說過了，跟你請過假了。」指導員說：「我可沒準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還真去了火車站。回來以後，指導員就在大會上批評說：「有的知青無組織、無紀律，就在這大忙季節，……」在底下好多人交頭接耳，都問：「誰呀？」我那時很誠實，就說：「那個人就是我。」人家都不信：「你別開玩笑了。」「真的！真的！就是我。」誰也不相信。後來李曉軍找到我，非常誠懇地說：「你怎麼能幹這事呢？咱們都挺進步的！你還犯這種錯誤……」離開北大荒多年了，然而那片油黑的土地卻常使我魂牽夢繞。雖然那裡留給我的痛苦多於歡樂，但我畢竟從那裡第一次走向生活，那裡留下我一去不返的青春歲月，也沉睡著我朝夕相伴的同學和朋友。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日是個極普通的日子。我們正在餵豬，「不好了，草甸子著火了！」只見西北方向濃煙滾滾，曉軍抄起掃把，我拎條麻袋衝了出去。回想當時的情景，我最初的一閃念是高興，考驗我們的時刻終於到了。沒人組織，沒人號召，面對一片火海只有７個人，５個北京知青，一位本地青年和一位大嫂。在那動盪的年代，「寧為公字前進一步死，決不為私字後退半步生」，這成為時代的座右銘。
大火即將吞沒２４００畝大豆，也威脅著村舍住地。我甚至為能有機會向黨和人民表示自己的忠誠，以青春和熱血洗刷憑空加在我身上的恥辱而感到慶幸。濃煙嗆得喘不過氣，烈火燒得睜不開眼，幾百度的高溫使人窒息難忍，烈火燒身的痛苦使人本能地後退。我聽見曉軍在鼓勵我：「小月，堅持住！」我感到她是在向我暗示，只能用行動證明我們不是「狗崽子」，關鍵時刻我們有和工農後代一樣的熱血和肝膽。往日的屈辱壓抑一起湧上心頭，我忍著難言的痛楚瘋狂地掄著麻袋，甚至感到一種洗刷靈魂的快樂。曉軍一下又一下揮動掃把，燃著了掀起的衣角、燒禿了手中的掃把，她好像全然不知，奮力高呼「下定決心……」我隨著她一起呼喊「……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無情的火舌竄入口中，我不知自己是怎樣喊出來的，聲音是那麼淒厲嚇人。想用死來證明自己的忠誠，可能是階級鬥爭年代中我們惟一的選擇。
突然曉軍身上起火了，我拚命地朝她呼喊：「李曉軍，快打滾！」她倒在滾燙的大地上，我知道她是在為父親贖那並不存在的罪。記得當年她曾寫下一首小詩：「站在豬圈寶書捧，眼觀全球幹勁沖，養豬餵豬為革命，掏出紅心獻出忠。」她是懷著怎樣一種赤誠渴望著理解與信任！我的手、腳、臉已全部燒傷，好像有無數把利刃在割著。我不顧一切隨著翻滾的曉軍奔跑，卻不知該怎樣幫助她。到底是高中生多幾分沉穩，老崔用手拍打著她身上的火焰，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就是往日活潑的「小雞」？她的臉如同黑鐵澆鑄的面具，雙手的皮膚全部剝落下來，就像一副手套掛在指尖上，劇痛使她如同秋風中的樹葉籟籟發抖。
遠處傳來大嫂悲痛地哭聲：「小張，不行了！」曉軍用嚴重燒傷的雙手推著我們說：「不要管我，快去救火！不要管我，快救小張！」沒人注意到大火捲過之後，張梅玲已經倒在焦黑的土地上，沒來得及實現她救火的願望，甚至都來不及哼一聲。她的皮膚燒焦了，肌肉炸裂了，一截短辯散落在身旁，全身只剩下一條腰帶和一雙鞋底，她全身赤裸潔白刺目，四肢攣縮著一動不動。可當時我以為她還活著，我覺得很害羞，一個姑娘就這麼赤身裸體地躺在那兒，可我又找不到什麼可以蓋在她的身上。
前的情景使我驚呆了，剛才還是兩個活生生的同學，轉瞬之間都倒在冒著黑煙的大地上，難割難舍的同學情揪住了我的心。我真想拉曉軍起來，一起向梅玲道個歉。就在這天早晨，梅玲來豬舍看望我們，可能因為出身好及其他原因，她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就成為營婦女幹事。時代背景形成的強烈反差，使同學間原本融洽的友情蒙上了陰影，我們都不願理她，甚至還說了些挖苦的話。可這究竟為了什麼？濃煙遮蓋了天日，空氣中瀰漫著肌肉燒焦的氣息，四週一片昏暗。我看看這個，又望望那個，心裏一片迷茫，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我們應是極好的朋友，那隔閡本不該存在。無情的大火吞噬了一切，也燒去由出身造成的隔閡。
有人在哭。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哭？是因為我們負了傷？可到了醫院我們不是還和從前一樣健康？但我怎麼也不會想到，烈火在瞬間完全改變了我的容貌，那年我才１９歲。
聞訊趕來的人們背起我和曉軍。梅玲已經不能背了，伸手只能抓落她剝脫的皮膚，人們脫下衣服套在鍬把上抬起梅玲，燒成液體的脂肪從她身上流淌著，點點滴灑在長滿毛刺的蒼耳草上，脫落的皮膚隨著擔架的起伏晃動。多少年過去了，一位當年抬擔架的哈爾濱知青對我說，在那以後很長的時間裏，他都不能吃肉，端起碗，就是肌肉燒焦的氣味，那慘烈的一幕給他的刺激太強烈了。
幾個青壯年男職工輪流背著我，踏著齊腰的荒草，深一腳淺一腳走幾步就要換一下，我伏在他們的脊背上心裏感到莫大的安慰。身子軟軟的不斷從脊背上滑落，稍一用力好像全身的血管都會爆裂開，腫脹的臉封住了眼睛。我不知道他們是誰，只能聽見沈重的喘息聲，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們。知青們目睹這種慘狀不禁失聲痛哭，一位男知青怒吼道：「哭什麼！我們首都的紅衛兵，決不給毛主席丟臉。」四週一片沉寂，燒灼的痛苦如萬箭穿心，我更牽掛著曉軍，因為只有我才知道她心裏比身體更重的創傷。我問：「曉軍你痛嗎？」她回答：「不痛」。那聲音微弱地幾乎聽不到，只有經過燒傷的人才能體會到那是怎樣一種痛苦。由於呼口號時火灼傷了她的喉嚨，燒焦了她的舌頭，喉頭水腫窒息，嗓子裡發出一陣陣可怕的咯咯聲，難耐的焦渴，使她含混不清一遍又一遍地喊到：「我要喝水，我要喝好多好多的涼水。」那以後的情景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儘管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可火勢沒有絲毫的減弱。那火又燒了幾天幾夜才在拖拉機翻起的防火道前熄滅。大火捲起的灰煙隨風飄出幾十里以外。或許歷史和我們開了個殘酷的玩笑，那場使我們生離死別的大火竟是一個牧牛人在百無聊賴之際點燃老鼠取樂引起的。
現在冷靜一點來看，有人認為不值得。當時宣傳什麼口號啊：「我贊成的口號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時候把人的生命看的不珍貴。珍寶島打仗的時候有一個口號：「不傷祖國的一草一木。」珍寶島離我們農場不遠，往珍寶島進部隊的時候，大批的部隊從我們農場往前拉，野戰醫院就設在我們團部，對我們影響特大。那會兒的戰士真有這樣的，
「叭」--蘇聯兵的槍彈打來了，他挺身護住大樹，被打死了。你覺得他們愚昧嗎？不能這麼說，當時就是這種教育。後來又說了：「不能傷祖國的一草一木」只是一個激勵鬥志的口號，不是讓你們白白犧牲生命。我們是要打擊敵人，保護自己。可是那個時候，沒人告訴我們這個，也沒人教給我們這個，完全出於一腔熱血和真誠去這麼做。
三、我和曉軍、梅玲
後來大夫看我挺固執的，說：「如果我騙你，也是萬不得已。」我老覺得對不起她呀，甚至有一段時間總覺得是我把她害死的。她跟她媽兩個人的三件衣服來回倒著穿，因為其中有一件是要換洗的。到現在我都覺得曉軍是一個情商很高的人。梅玲不該承載那份沈重。她是沒來的及實現願望的英雄。
數月後，我偶然在病友聊天時聽到曉軍、梅玲犧牲的消息，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就在那天早上，我們還一起有說有笑，聽到著火的呼喊，靈巧的曉軍還三下兩下爬上草垛向遠處張望，我雙手抓滿麥草幾次都滑落下來。或許我的樣子太滑稽，曉軍開心地朝著我笑。我總覺得自己是在做夢，眼前還晃動著她們的身影，耳邊還響著她們的說笑聲，長期以來遭受歧視的壓抑，燒傷帶來心靈肉體的痛苦，失去同學、朋友的悲哀如同決堤的洪水，我嚎啕痛哭。人們不知出了什麼事，病房門口擠滿了人。
我的同學、戰友李曉軍、張梅玲就這樣去了，她們去的太早太年輕，帶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帶著對理想的追求，融入她們所熱愛的黑土地。她們同生於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與我們的共和國同齡。
第二天我突然不肯換藥，大夫不明白為什麼，我只是反覆地問：「你為什麼騙我？為什麼騙我呀？」我抱著一絲幻想，希望他能告訴我曉軍、梅玲還活著。大夫看我挺固執，無可奈何地說：「如果我騙你，也是不得已。」當一切都得到證實，就像做夢似的，覺得是電影吧？是演戲吧？怎麼會是現實呢？一覺醒來人們會說你是做了一個夢，可梅玲、曉軍真的走了。那是我一生最慘的悲嚎，既為了同學朋友的離去，也為自己早逝的青春年華。大夫遞給我一條毛巾，並不住地勸我，我不知道他都說了些什麼，摀住臉的毛巾像綱銼一樣紮著臉。我不斷地哭喊：「早知這樣，為什麼不給曉軍喝水呀？讓她受了那麼多的罪。」第二天，我的臉由於瘀血成了黑紫色，可怕的腫脹起來。
記得曉軍入院時，因呼吸道嚴重燒傷，憋悶使她常常不由自主猛地坐起來。大夫勸她忍耐一下，她就順從地躺下。她的氣管被切開了，吸氧機也上來了，聽著那風箱般的喘息，我既為曉軍的傷勢擔心，又因為受到干擾而煩躁。我只有繃緊每一根神經，才能忍受那煉獄般的折磨。當病房突然安靜下來後，我終於舒了一口氣。這時曉軍在同一個病房中死去了，我卻不知道。醒來以後，我不斷地問：「曉軍呢？」我老覺得對不起她呀，甚至有一段時間總覺得是我把她害死的。我恨自己為什麼那麼自私，在她最痛苦的時候沒能幫助她。
曉軍她爸被打成「右派」以後，她媽一個人負擔她、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還有爺爺、奶奶。她媽是「右派」的老婆，所以被逼無奈離婚了，不離婚不行啊。爺爺奶奶都跟曉軍的媽媽過，人家要是真離婚能這樣嗎？！曉軍的媽媽在建築工地當小工，雖然一貧如洗，但是她特剛強，從來曉軍總是穿得干乾淨淨整整齊齊，你根本不覺得她家有多困難。她跟她媽兩個人的三件衣服來回倒著穿，因為其中有一件是要換洗的，她從來乾淨利落。曉軍人品好，功課也好，在小學的時候就是班幹部，到中學後是我們的中隊委。我本來以為她是一帆風順的，但第一次踏進她的家門，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長凳架起木板是她的床鋪，肥皂箱是裝衣服的地方。雖然家中的一切都是破舊的，但卻乾淨得一塵不染。在這個簡陋的家中，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自尊和在逆境中不屈服命運的慾望。
北大荒雁窩島的故事深深地吸引著我們這些稚嫩的首都中學生，在無數次軟磨硬泡下，曉軍先走了，也許命運使我們從此分開。曉軍掩飾著自己的悲哀，極力裝出笑容從車窗中探出身來說要在北大荒迎接我，我只是默默地點頭，生怕一張嘴就哭出聲來。當我的誠心終於感動了「上帝」時，為了我和曉軍的友誼，接知青的老杜特地把我們分在一個連。難忘１９６８年盛夏的一個夜晚，畢竟是不滿１８歲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闖蕩人生，心中難免淒涼。卡車還沒駛入連隊，依稀可見村落房舍，不由一陣惆悵，突然有人一遍遍高喊我的名字，曉軍手舉著紅燈籠向著卡車奔來，我一聲聲的回應著，常常不敢相信我們分別已經久遠，閉上眼睛曉軍就在面前。
我與曉軍也不是沒有過矛盾。曉軍的生活負擔重，在這個缺少父親的家庭裡，母親把她看作成人，有什麼事都和她商量。作為家庭的支柱，她要帶弟弟妹妹，還要做家務，她像工農子弟，身體素質好。而我是知識份子家庭，小時候貧血，還有哮喘病，體質較差，中、小學一直免體育。到農場後這種身體的差異就明顯了。豬棚有一個本地的大嫂帶我們倆，她特別喜歡曉軍，疏遠我。人家就看幹活，哪個幹活好，「倍棒！」那時我們都很年輕，常為了些小事鬧彆扭，很久誰也不理誰。有一天，曉軍找到我，談我們的理想任重而道遠，堅信憑自己這一代的努力，可以改變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我們相知在那孤單寂寞的歲月，她受歧視，我遭冷落；於是我們走到了一起。不知從何時起，我們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彼此之間，一個手勢一個眼神都能心領神會。我慶幸自己在那淒苦的日子裡，擁有世間最純真的友誼。
到現在我都覺得曉軍是一個情商很高的人。「血統論」的滋味我們都不陌生，不同的是曉軍沒有牢騷，沒有怨恨，只是默默地承受。她小巧麻利，和泥脫坯，排水挖溝，扛麻袋，樣樣走在前頭。大夥都親昵地稱她為「小雞」。她用苦幹贏得人們的信任，被選為農工排排長。她受過太多的挫折，早已學會用微笑對待苦難。
相比之下，似乎梅玲是幸運的，好像命運對她格外關愛，然而沒人知道，她承載著那個年齡不應承載的沈重。不能說梅玲是一個不好的人，她是屬於挺單純、挺執著的人，但是論素質或是才學，她跟曉軍比真差得很多。可是那個時代，她就是營的婦女幹事，實際上她自己也覺得很吃力。那焙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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