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在先進的俄國整整呆了15年。全國解放後，李立三常對共同過來的老同志說：「我曾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辦法收拾過那些不同意見的同志。等我離開領導崗位，決心重新學習，從頭做起的時候，王明堅決的把這個辦法用在我身上，使我吃盡了苦頭，我犯錯誤時間不到半年，他們卻叫我在蘇聯沒完沒了地檢查了七年，那時，我就像小媳婦一樣，不敢多說，不敢多走，一天到晚，提心吊膽，謹小慎微，這種辦法不好，使人喪失信心不准人起來革命。」
然而在所謂「偉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又被戴上了「三反分子」、「老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遭到了比在蘇聯還更殘酷的批鬥和無情的折磨。在萬般的無奈之下，於1967年6月22日下午，服用安眠藥含冤去世。他在寫給毛澤東的遺書中說：
我現在走上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決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是求是的結論。
後來，中央為李立三恢復了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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