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不對反動派實行費爾潑賴，雖然是魯迅先生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卻是激於血的教訓，出於對殘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場，還不至於公開讚揚革命的殘暴。那個時候，他本人對殺人和殘暴---不管是「革命」的殘暴還是「反革命」的殘暴---都保持著極度的反感與不安。後來魯迅先生靠攏了共產黨，「費爾潑賴應當緩行論」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揉和到了一起，階級論就壓倒了人性論，人道色彩也愈見稀薄。於是，在1933年10月寫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中，魯迅先生就公開鄙夷人道主義了：對於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只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買賣。
魯迅先生極為推崇盧那察爾斯基所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因為這部十場戲劇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義者---而且是那種奮不顧身的真誠的人道主義者---的反動，「甚至於毒害」。
這個劇本當中，在革命之前，吉訶德出於人道立場，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當革命起來之後，專制者入了牢獄，這位人道主義者又把他們當做新的被壓迫者，為之奔走呼救了。吉訶德還譴責那些變成了當權者的革命者，說他們「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為魔王，和先前的專制者同等。
魯迅先生告訴青年人說，像吉訶德這樣的人道主義者，起的作用極壞，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
作為吉訶德的對立面，魯迅先生最欣賞的是劇中革命者德裡戈（ＤｒｉｇｏＰａｚｚ）為革命後的專制和殘暴所作的辯護：「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鬥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鬥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第六場）
這就是典型的共產黨理論：只要是為了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今天的任何「專制」、「鎮壓」和「殺人」都是應當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逼，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中更是絕不能聽吉訶德之流的廢話。對此種理論，魯迅先生表示了高度的讚許，認為「最為正當的」：「德裡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 」
指出了此點之後，魯迅先生結合蘇俄革命之初大規模肅反的背景，指出吉訶德這樣的人，雖然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然而卻確實存在，像托爾斯泰派、羅曼羅蘭、愛因斯坦都是，甚至高爾基也一度犯了吉訶德式的錯誤，附和著反動派的種種謠諑，非議革命的殘暴，並且幫助反動分子者逃亡：「不過這裡的吉訶德，也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後六年，世界上盛行著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於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復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訶德即由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為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於因此和當局者相衝突。
魯迅先生嘆息，像德裡戈那樣為專制和鎮壓所作的辯護，以及像他對反革命者的凶殘和獸性所作的預測，在當時世界上人們未必相信，「因為他們以為一黨專政的時候，總有為暴政辯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樣巧妙而動人，也不過一種血跡上的掩飾。」然而共產黨為一黨專制所作的辯護和預測卻是正確的。魯迅先生提出的第一項證據就是：「然而幾個為高爾基所救的文人，就證明了這豫測的真實性，他們一出國，便痛罵高爾基，正如復活後的謨爾卻伯爵一樣了。 」
我讀到這裡，心中一陣發冷：天啊！就因為反革命們一出國就痛罵高爾基，蘇聯肅反中那無數的迫害、流血和眼淚，就被證明是正當的了？！那種建立在「血跡上的掩飾」，就變成完全正確的了？用受迫害者事後的痛罵，來證明迫害運動的正當，魯迅先生的這種理論，可以一字不改地用來為共產黨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作辯護。
當年新生的蘇俄，有許多文學家受到迫害，以致喪命，魯迅先生並不是不知道。左傾之前，他就很同情橫死的蘇聯詩人詩人葉賽寧。這位寫出了許多優美田園詩的偉大詩人，革命後遭到殘酷迫害，被人拷打以後吊起來，偽裝成自殺身亡。然而，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魯迅先生卻告訴青年人，葉賽寧之死，不是因為革命的殘暴，而是因為他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勢：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賽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
魯迅先生告訴青年人說，葉賽寧這樣對革命失望的人，以後也有可能變成反動，「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他教育青年要改造思想，以免成為跟他們一樣的人。
我有時候很納悶，許多在國民黨統治下敢於站起來反抗的人，怎麼一到共產黨那裡，面對形形色色的整風和迫害，絕大多數人都不敢挺直腰桿來了？這跟當年魯迅這樣受人尊敬的大文豪，幫著共產黨灌輸給他們這種赤裸裸的新型專制理論，有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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