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內外中國人的媒體上，對臺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污辱、謾罵和醜化已經不計其數，漢語中找得出來的罵人話也幾乎被用盡了。於是一個一手促使臺灣發生了從獨裁走向民主這個本質性變化的人，被中文媒體妖魔化到遠比當今中國的獨裁者江澤民還可惡的地步。在中國人中，我的信息應該不算太貧乏者，但對李登輝，卻從未讀到過任何中國人寫的正向描述和評論他的文字。
今年臺灣大選前後，我曾數度到臺灣，並有機會參加了李登輝先生主持的幾場論壇會。通過近距離地觀察，並和他交談，我發現真實的李登輝和我從媒體對他的報導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見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作為卸任總統，一個沒有任何行政權力的平民，李登輝在臺灣民眾中的受歡迎度是遠超過中國人想像的。但上述這兩點，並沒有促使我想寫他，因為寫曾經是當權者的人物很難把握。
導致我對他發生興趣，並決定寫一寫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餐桌上聽到的他的兩句話，而由於這兩句話，我自認為發現了李登輝為什麼能不走獨裁之路，一手促成臺灣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為就這個原因，我沒有看到過任何深入報導和分析，所以自認是我的發現）；而且就李登輝為什麼能當上總統，我也得出了和媒體報導、甚至和李登輝本人不同的結論。
● 他的性格很像達賴喇嘛
這是兩句臺灣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為奇的話，但對我來說，卻不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論壇會之前，李登輝和彭明敏先生宴請會議的發言人。在一桌紛亂的「雜談」中，我忽然聽到李登輝說，「我當總統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蔣經國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當總統咧。」
這話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中國人大概沒幾個沒有聽說過那個關於李登輝怎麼當上副總統的「你等會兒」的政治笑話，那種從臺灣傳出、作踐李登輝的笑話，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國民黨元老們一直打壓李登輝，渲染他不配當總統；那麼李登輝本人似乎應該堅稱，總統本來就應該是他當的，必然是他當的。可他居然輕鬆、隨便地談起，他當上總統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來的觀察中發現，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輝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來一直以為他是個呆板的、不苟言談的農業專家，而且當了 12 年的臺灣總統，言談必定滿口官腔。但他幾句話就露出了那種「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點地說，他的性格很像達賴喇嘛，率真、不做作，既無城府，更無防人之心。我曾多次採訪達賴喇嘛，坦率地說，他的個人性格遠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輝居然也是這種性格，難免令我感到驚奇。
因為這種性格的人，（除非像達賴喇嘛那樣轉世）在權術鬥爭激烈的獨裁國家雖然有時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經常會在某個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夠老謀深算而被排擠掉；即使在民主國家，也會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夠高明，而被對手擊敗。但李登輝居然能在獨裁和民主的臺灣都坐到總統高位，期滿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議。
雖然他頗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興趣，但也沒有想寫他；覺得臺灣有很多人熟悉他，寫過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實在不到湊熱鬧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話，決定了我這組文章。
● 祈求上帝的幫助
在一次論壇會結束後的晚宴上，我問了李先生一個問題，「當年你哪來的膽量，敢提出『兩國論』，說海峽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由於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引起海峽兩岸的軒然大波，也引發美國學界和媒體的爭吵，我寫了篇題為「李登輝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就像《皇帝新衣》中那個孩子，說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現實就是這麼荒謬，瞎子都看見的事實，就是不容人說出口。而說出一個簡單的真實，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氣，並付出很大的代價。
「個人是很渺小、軟弱的，」李登輝回答道，「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勇敢，我是個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時候，就去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的幫助。」
我必須承認，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給我的感覺是具有震憾性的。當時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問題，在經過了共產黨三十多年無神論的透徹洗禮之後，又在美國目睹一個有神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再經過十多年理性、感性和靈性的掙扎，對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門的艱難性的感觸，大概是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所難以理解的。
雖然我後來瞭解到，在臺灣幾乎任人皆知李登輝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在中國人中卻並非只有我孤陋寡聞，回美國後我問了幾個朋友，沒有一個知道李登輝是基督徒。信仰對李登輝的人生、政壇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麼作用？它對臺灣的意義是什麼？對中國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麼啟示？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幾乎超過了對當時正熱火朝天的臺灣大選。
於是借晚宴機會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問題，他則興致勃勃地有問必答，對任何問題都極為坦言，使我把聚餐變成了一次非正式的採訪。從蔣經國，到魯迅、達賴喇嘛、張學良，到臺灣大選、公投制憲，他對任何話題都侃侃而談。我為他的坦誠而驚奇，對旁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譚若思（ Ross Terrill ）感嘆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講話。」譚若思悄聲地對我說了一句精彩的評論，「他已經忘記了他曾做過總統。」
這個已經忘記了，或不感覺他曾做過總統的人，在他的書裡，在我後來的專訪中，對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則清晰如昨 厖
激情浪漫、喜歡文學的李登輝 棗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 6 之 2 ）
曹長青
由於李登輝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所以在臺灣大選之前的緊張中，在李登輝一場接一場地站臺、趕場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會」政策法案研究處處長周美裡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輝先生在臺北翠山莊的官邸對他做了一個專訪。談起他的人生，信仰和臺灣的民主之路，在大選前的激盪中，李登輝顯得輕鬆愉快。
● 學農業，為了去中國
記得李登輝說過他年輕的時候熱衷文學和哲學，但怎麼成了農業經濟專家了呢？「本來我是念文學和歷史，」李登輝說，「但學文學和歷史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也沒有什麼出路。後來改成農業，想學完以後去中國發展，因為中國很大，是個農民國家，而且農民生活很苦，中國最可憐的是農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國的東北。但一開始學農業，討厭得不得了，覺得一點味道都沒有。後來慢慢覺得瞭解一些農業也不錯啦。」
李登輝選擇「農學」，出於他對提高農民福祉的願望。他早年曾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所以頗有些社會主義想法。他認為土地應該歸那些耕作的農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襲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過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觀點在家裡就遭到強烈反對，因為他的父親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則是大地主。
無論土地是否應該分配，李登輝後來卻對農業真的產生了興趣，至今談起都興致勃勃。「我告訴你呵，」他非常認真地說，「我是第一個做臺灣的經濟統計的人。」那口氣簡直比說「我是第一個臺灣人總統」更自豪。接著，他談起了曾走遍、並記錄了臺灣的每一條河川的經歷，話語中清晰地流露著對自己熟悉的專業的留戀，對自己走過的土地的情感。
喜歡魯迅、郭沫若，卻不喜歡胡適
在我跟他有限的幾次交談中，就兩次聽他很認真地說，「我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喜歡魯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等）。老實說，我不喜歡胡適哎，真的不喜歡啦。」「為什麼呢？」我問道。「魯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風，其實主要由於作者的個性導致。魯迅是那種有激情的、戰鬥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種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拋開魯迅後期的左翼傾向，僅從風格比較，我個人對魯迅的欣賞也超過對胡適。讀魯迅有「過癮」感，而讀胡適卻不僅讀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許是由於他名聲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讀時難免失望。
喜歡胡適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討自由主義；而喜歡魯迅的人，則總是忍不住充滿激情地身心投入。我無意褒貶哪類人，因為性格是上帝給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歡哪類風格，卻常常可以反映出那個人本身的氣質。熟悉李登輝的人一定認同，他屬於那類熱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沒有放棄對文學的愛好，他給長子取名李憲文，憲是輩份，文則是出於自己對文學的喜愛。
由於李登輝說起他高中時代讀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讀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許多對李登輝喜歡說日語的指責。
● 用日文寫情書
在《李登輝執政告白錄》中，李登輝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醜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說我對日本如何，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種觀念。」
生於 1923 年的李登輝，一直到 22 歲二戰結束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統治下。日本人為了對臺灣實行殖民地教育，鼓勵臺灣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臺灣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輝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當時日本還指定一些家庭為皇民，所以擁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還被列為皇民。
李登輝從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說日語，而且從來沒有受過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當年對他喜歡的魯迅和郭沫若，都無法讀中文原著，而只能讀日文版。在二戰前，李登輝也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等，都是讀的日文版。
直到 1952 年，蔣介石政府規定臺灣學校一律講北京話，禁止日語和台語，李登輝夫婦才開始學習中文，李夫人還特地請了家庭教師。但畢竟他們的北京話是在成年以後才開始學的，所以並不習慣，他們夫婦平時在家裡仍然用台語和日語對話。由於李登輝的整個青少年時代，讀的幾乎全都是日文書，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寫日文；他和妻子兩人之間的情書也都是用日文寫的。
他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只有妻子陪同，三個正在考中學的孩子則留在了臺灣。夫妻倆經常給孩子寫信。他們努力用中文寫，大兒子會給他們打分，「有時打 70 分，有時 50 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對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說， 兒子給了不及格的成績，還會鼓勵說：「下次好好努力吧。?p>被迫說日語，是李登輝那一代臺灣人的命運，由不得他自己選擇。而對一種陪伴你成長的語言的熟悉和親切感，是任何一個成年後開始學其它語言的人都深有體會的。我的朋友，英文《臺北時報》總編輯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談起，臺灣老一輩人對日語的感受是當今臺灣的年輕人都無法體會的，更何況中國人了。比如他的父親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喪，跟他說什麼話都無法讓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軍歌，讓他立刻振奮了起來。這並不表明他多麼親日，而是那種熟悉令他振奮。這大概有點像中國當年的下鄉知青，聽到文革老歌時的感覺；儘管那些歌聲伴隨的生活裡充滿了血和淚，但那畢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你對自己生命的熟悉而產生的親切感，而那份親切是外人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的。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是中國的恥辱，而不是臺灣的，更不是李登輝的。諾大的大清帝國，在臺灣人民的一片悲憤之中，把臺灣拱手「永遠割讓給日本」。臺灣人民曾經獨立建國，迎戰日本，但終究抵不過把大清帝國都打敗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國人來罵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連祖宗的廉恥也不顧了。中國人當年毫不心疼地就把臺灣扔掉，今天以為又可以隨手把臺灣撿回來了。他們當年沒種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導彈壯膽，就要打臺灣，要用導彈發射「同胞情」。跟這種人群，即使祖宗、雙胞胎都得決裂，何況還不是。
● 伉儷情深
在採訪李先生的過程中，李夫人端上茶點，簡短地寒暄之後就退出了。這是她的一貫風格，據說李登輝經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從來都是打個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們失去了一個採訪李夫人的機會。幸好在一次論壇會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過簡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風格，說她是那種生性不張揚、不張狂的女性，很像布希總統夫人勞拉，或者說像鄰家姐妹，你可以開心地和她談談先生、孩子和家常，還可以和她談陀斯妥耶夫斯基（勞拉喜歡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則是西洋歌劇專家）。
這樣一個性情安寧的女性，和那個熱烈激情、喜歡魯迅郭沫若的李登輝，是怎樣相依相伴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呢？李先生送我們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對他們夫婦做了系列採訪後所寫的《虎口的總統》，算做對我們沒能和李夫人交談的補償吧。
出生於 1926 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輝小三歲，畢業於臺北女子高等學校。兩家是世交，祖父輩時就關係甚篤。二戰之後，李登輝結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習，回到臺灣，在臺灣大學做農業經濟助教；這時他開始和曾小姐戀愛。別以為學農學的人很呆板，李登輝和女朋友的約會比許多學文學的人都浪漫。
每次見面，他都會送給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庫的書，如他自己最喜歡的哥德作品《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見面兩個人就要交流讀後感。對此李夫人對上板冬子說，其實她在談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輝的指教。
我不禁感嘆，他可真挺高明呵，這種對女孩子指教的過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學智慧、最能贏得女孩子心的辦法。從李登輝至今都很健談的情形可以想像，當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談闊論的。果然，他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女友一顆崇敬的愛慕之心。李登輝也真沒白喜歡了一場文學，他要結婚的時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詩：「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與她聊著聊著，竟然就變成了艷紅的玫瑰花。」
結婚後，李登輝對妻子的疼愛，大概也會讓很多女性羨慕。一個小例子，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讀博士的時候，閑在家裡的妻子覺得她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在美國學會開車，但李登輝卻不允許她學，理由是「你出門後到回家以前我會很擔心的。」於是聽話的妻子放棄了學開車，而改學安全的高爾夫球了。
在對上板冬子談到和李登輝的戀愛、結婚、生子的過程時，李夫人對許多細節都唸唸不忘，記憶如昨日般猶新。我妻子在論壇會和晚宴中觀察到，那個年近 80 的老人，看著與自己相伴半個多世紀的丈夫時的眼神、傾聽丈夫講話時的專注和欣賞、為丈夫鼓掌時的真摯，一如 18 歲少女注視初戀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說，那個當年的曾小姐在傾聽李登輝高談闊論《浮士德》時的仰慕也不過如此吧。
雖然妻子對丈夫讚賞有加，但正如許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時都會諮詢自己的妻子，李登輝也同樣，他說，「我認為我太太是最標準的老百姓，當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麼想而難以判斷時，我都會參考她的意見。」
在李登輝放棄了學者生涯而步入政壇後，李夫人一直謹小慎微地護佐著丈夫；在李登輝終於無官一身輕的時候，她鬆了一口氣，「我終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總統擔子的李登輝，卻一直沒能如太太的願。作為虔誠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輝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給邊遠地區的原住民傳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總統的榮耀，而是到深山裡傳教的快樂。但是臺灣政壇的風暴自李登輝卸任後，從來都沒有停息，他奮鬥 12 年所創下的成績和未竟的使命，無法不使他更牽腸挂肚 厖
蔣經國推李登輝青雲直上 棗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 6 之 3 ）
曹長青
由於在第一次見到李登輝時，就聽他說起當上總統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問到了他是怎麼當上總統的問題。
「我直到 30 多歲的時候，都是一心想讀書，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李登輝說道。「我是由於在農業經濟專業出名了，蔣經國身邊的人認為，要解決農業問題，應該用李登輝。」當時蔣經國認為，農業發展對臺灣整體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對臺灣農業經濟瞭如指掌的李登輝。據說，當時他做的臺灣經濟報告，被認為有可能拿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是，被蔣經國看中，他拿諾貝爾獎的夢只有就此終止了。 1971 年，李登輝被叫去給蔣經國匯報臺灣的農業問題，給蔣經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隨後就被邀請加入國民黨。也就是說，李登輝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的那一年加入的國民黨。但當時作為普通公民的李登輝對聯合國把臺灣排擠出來，並沒有太多的感覺。他說，「老實說，當時我不是那麼在意這件事，因為這根本輪不到我出場。我只要做好份內喜歡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滿意足了。」他不僅沒有政治野心，也沒有政治興趣。
● 破格提為「臺北市長」
但在加入國民黨的第二年，即 1972 年，他就被蔣經國封了一個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職位。當時李登輝正在紐西蘭一所大學演講，接到電報要求他速返臺灣。回到臺灣後，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務委員到底是個什麼職務。還是他 22 歲的兒子不無調侃地告訴他，「那是當完部長級的大官之後，沒有什麼職位可以安插的老人當的官。」而當時李登輝不僅只有 49 歲，也沒當過任何部長級的大官。他當時的政務委員同僚中，有連戰的父親連震東，他就是當了內政部長之後沒法安插了，就給了個政務委員的職位。
自擔任政務委員起，李登輝就開始了和蔣經國的頻繁接觸，並開始了他踏入政壇的火箭之旅。蔣經國經常邀請他一起去農村探訪。在這期間，蔣就曾表示，農業對整個臺灣都很重要，所以對李登輝而言，最有意義的工作是做臺灣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輝做了省主席，整個臺灣的農業都有可能升級。但李登輝並沒有認真考慮和揣摩這些話，也沒有做任何放棄在學術領域發展的計畫，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蔣介石 1975 年去世後，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期滿後，由外省人組成的國大代表一致選舉蔣經國任總統，沒有反對者。蔣經國 1978 年 5 月 20 日宣誓就職，隨後在六月九日，也就是說，在蔣經國當上總統不到 20 天的時間內，李登輝就被任命為臺北市長。
● 「只有蔣經國敢用你這種人」
和蔣介石相比，蔣經國比較隨和、平民化，也一直採取親民政策，這點早就從媒體、書籍等數據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輝交往中的「隨和」還是遠超出了我的想像。李登輝當上臺北市長以後，蔣經國這個堂堂的總統，竟然頻繁地，每週有三、四次親自跑到李登輝的家裡，和他談話聊天，詢問工作情形，給新任市長打氣，甚至聽他發牢騷。而且蔣經國的造訪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樣，直接就去了。有時李登輝還沒下班回來，李夫人也外出購物，蔣經國就自己坐在客廳一直等到李登輝歸來。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約三個月。然後，有一天，蔣經國又來跟李登輝聊天的時候說，人們對你做市長的評價很好，沒什麼問題了。於是就不再來了。原來蔣經國是擔心，這個被他看好的農業專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長的工作。這種總統親自登門到一個市長家裡關照的情形，相信在哪個國家都是罕見的。蔣經國對李登輝如此這般的重視，就已經預示了李登輝仕途的順利。因為臺灣當時畢竟還是個專制的國家，獨裁者的一句話完全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在做政務委員期間，李登輝是一隻腳在政界，一隻腳還留在學界。出任臺北市長以後，才辭去了台大教授的職務，雙角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經預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學術界了，所以把自己關於農業的藏書全部捐給了台大圖書館。
儘管蔣經國對這個臺灣人的臺北市長十分偏愛，但李登輝本人對自己的仕途並沒有更多的非份之想。當上臺北市長後，他真的想好好做個稱職的市長。上任後馬上全力以赴開始研究都市的發展計畫，並很快從東京購買了全套 12 卷的《岩波講座．現代都市教室》，隨後又陸續買了很多關於城市建設規劃的書。李夫人曾感嘆道，本以為把那些農業書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時他們可以輕鬆一下了；沒想到丈夫又迅速把書架填滿了。
但李登輝卻肯定沒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設的書看完，因為蔣經國根本無心讓他做什麼臺北市長。在被任命為臺北市長的第二年，李登輝就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常委。又過了只有兩年，也就是 1981 年底，蔣經國就讓李登輝當上了臺灣省主席。當時在國民黨高層內，履歷經歷遠比李登輝厚實的元老、大老們比比皆是，怎麼排也輪不到李登輝的頭上。難怪黨內有人不服氣地表示，「只有蔣經國敢用你這種人。」事實上，李登輝後來才知道，蔣經國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黨內有人反對，認為李登輝政治經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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