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在歐洲遊蕩著……共產主義幽靈；
這個幽靈在歐洲確實沒有落腳之地，只能遊蕩」。
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爵士一針見血地看出它是在號召嘯眾搶劫，在中國稱這種土匪為「明火執仗」。
羅素說：「在英國，一個青年工人要想改善自己的地位，可以積蓄工資上大學，加入中產青年階級行列，何必集體搶劫，抄設別人辛苦掙來的財產」。
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看不清這種階級流動與轉變的趨勢，歐美中產階級大部分是從社會低層上升的，美國許多石油大王之類來自最低層的工人，事業有成後，鑒於沒有文化的缺憾，回饋社會，洛克菲勒加入的基金會辦起芝加哥大學，大辦教育形成熱潮，同時私人基金會大辦慈善事業，形成良性循環，今日美國中產階級達人口70%以上，科技發展，後勁很足。這是所有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致富之路。
共產幽靈在歐美吃不開，馬克思、恩格斯成立的第一國際默默無聞，馬克思不像被後來吹捧的神乎其神，不過是個落魄的窮知識份子，他的《資本論》出版收入，他自己說「不夠吸雪茄煙。」他周圍都是和他一樣不從事勞動的「職業」革命家，馬克思寧可讓惟一男孩病死在懷中，也不肯從事「工錢勞動」，他的女兒燕妮和女婿拉發格到老年窮到雙雙服藥自殺，還標榜在實踐「不勞動者不得食」。
馬克思的學說，當時在西方不過是一家之言。研究併發展了李嘉圖和亞當、斯密經濟學說的著作很多，德國工人狄慈根的研究結果與馬克思雷同，尤其在「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上與馬克思結論一致，第一國際的宣傳家梅林、拉法格以為，普通工人也能得出與馬克思一樣的「科研」成果，顯不出馬克思的偉大，使工人狄慈根默默無聞。其實企圖把空想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是當時的社會思潮，普通工人也達到了和馬克思的理論一致，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並不新奇。只是後來馬克思被共產黨宣揚為神，全知全能。狄慈根卻被歷史遺忘。
後世共產黨把「五一」勞動節吹得過分，其實歐美工人是自發起來要求改善勞保福利，美國工人爭取8小時工作日得到成功，其中「學習8小時」被共產國家故意忽略，而這每天學習8小時才正是羅素先生所說的保證工人改善地位的重要條件。
馬克思誘惑工人從「經濟運動」轉入「政治鬥爭」失敗，只能幻想：「英、法、德三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同時起義，社會主義就會勝利。」
法國冒出個「巴黎公社」，馬克思歡喜若狂，那也不是工人起義，都是法國大作家雨果筆下的流氓無產者，在重複《悲慘世界》中巴黎不斷發生的街頭暴動。不過放了些氣球，繫上些傳單飄到郊外工廠區，根本沒有人理會，關鍵是攻陷了關押大批重犯的巴士底獄，就像1945年西伯利亞囚徒加入蘇聯紅軍「解放」中國東北一樣，先對日本人後對中國人放肆輪劫、強姦。這些輪劫、殺人重犯一窩蜂似地湧出地獄，以退耳為首的法國政府機關暫時避難，撤出巴黎，不久回去收拾局面，一場鬧劇告吹，法國人作為歷史記錄，留下一堵「哭牆」。
馬克思總結教訓：沒截留銀行存款，更沒「打碎舊國家機器」。
這便是二十世紀初傳聞的斯大林搶劫銀行運款車，列寧寫《國家與革命》心心唸唸要打碎美國式的「國家機器」，以及毛澤東搞「無產階級大民主」使文革中打、砸、搶、武鬥盛行全國的策略淵藪。
巴黎公社成員作為共產黨起家始作俑者，在二十世紀的後代中 也留下影子，不僅有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的「解放者」（把百萬日本關東軍武器，全部給了林彪）；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中衝入沙皇東宮的小頭頭，上衣兜揣著把小梳子，時時不忘照鏡子梳頭，也和江澤民極其類似；尤其毛澤東在出世「經典」《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描寫的那些「革命先鋒」，並得出結論「庇子運動好得很」，「流氓無產者，最能勇敢奮鬥。」
至於共產黨與流氓分子不可須萸離的原因，也可以探索。
馬克思學說的自然科學基礎只限於當時的進化論，細胞學說與能量守衡定律，在十九世紀初，分類科學剛剛開始發展，一些自命天才的知識份子便開始狂妄，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柏林大學助教杜林嘲笑「中國式的博學」似乎是百科通家，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批判杜林狂妄，其實恩□斯比杜林更狂妄，自稱是當時對各門科學是「通才」，只是承認「表達笨拙的地方請專家見諒，他和後來出現的尼採同屬於當時這種社會風氣的狂妄代表。
恩格斯說：「中世紀及其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類理性審判台上辯護自己存在的理由。」
恩格斯和尼採都把當時囿於人類有限的知識和自己有限的人生經驗閱歷的人類「理性」看成新上帝。
在理性審判台上審判的結果，便是否定中世紀及其以前的一切文化，不僅否定歐美文化之源的蘇格拉底等人希臘文明，東方的釋、道、儒精神文明更成了「中國式的博學」，認為東西方古典文明都只能「為世界提供模糊的圖畫」。
毛澤東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要給予總結」，一句話便把孔子之前的先秦文明全部砍掉，年輕輕的二十多歲便說：「西學有實無虛，中學有虛無實」，對中、西文化片面加以肯定與否定，毛自稱與他思想相通的魯迅也說「老子的《道德經》大而無當」。毛在《矛盾論》註釋中竟把傳統的道學、玄學斥為「形而上學」。共產黨人無知地把作為「形而下者謂之器」的馬列唯物學說當成聖典，把「形而上者為之道」的佛道學說視為迷信，貽誤中華民族，衍至罪孽深重而不自覺。
十九世紀中葉，自然科學對微觀物質世界的探索還剛開始，居裡及其夫人剛剛誕生，恩格斯只能設想，最微觀的物質是「夸克」，沒有現代的量子力學，愛因思坦的狹義相對論與廣義相對論還沒出現。
共產黨的唯物論就建立在這種科學朦昧的基礎之上論證精神與物質是分離的，物質第一性，把精神祇作是反映物質的沒有實體的「虛無」，現代生物學已發現，西紅柿、鬱金香、萵苣一切花卉、菜、果都對外界有喜、懼、憂、樂的反映，測謊儀可以實地證明他們有精神與感官。當時哲學家只能設想大腦產生思維可能像肝膽系統分泌膽汁，被批判者以為庸俗唯物論。
李洪志先生以物質與精神一性論，統一了人類幾千年來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分裂誤區。古希臘蘇格拉底曾提出精神與物質不可分，德國康德的宇宙不可知論的理論基礎是認為以地球上的物質組合成的人，不具備認識宇宙巨系統的智慧，也初步意識到物質與智慧的統一。現代物理學已發現了物質的無限可分性，證實了李洪志先生所說：「物質粒子越微觀，放射性越強，能量越大」（大意）。中微子可以輕易穿透三百個地球，甚至厚達幾億光年的固體鉛，神通何其廣大？那麼若是中微子再分解億、兆方次，那神通將會怎樣不可思議？高能量物質與人相似，不可預測，具有無限多樣多變性，具有靈性。所有粒子在幾種可能的運動軌跡中，能作出人都不可能瞬間作出的最優選擇，足以證明由量子物質組成的一切個體都有靈性。現代腦科學也發現思維即能量，是一種電磁波。這一切發現都證明了馬克思哲學把物質與思維相割裂，人與自然相對立的荒謬。認為人類作為孤獨的萬物之靈，在征服冷冰冰的自然界，在觀察、探索無生命的、冷漠的星空和宇宙。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自然科學基礎與前提的達爾文進化論並不能回答生命物質如何產生，即簡單的無機小分子如何進化到複雜的有機大分子，進而「產生」生命體的根本問題。
馬、恩這種片面唯物論的結果便是極端狂妄的知識份子自己形成的悖論。馬克思、恩格斯取其辯證法的前輩德國人黑格爾的理論到他老先生自己為止，認為已經到頭，不用再發展，因而與自己的辯證發展觀自相矛盾。
毛澤東說：「實踐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他在《實踐論》中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實踐檢驗出「人民公社化」不是真理，他就不承認了，自己推翻自己，從外部找原因是「階級敵人破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無數生命為之付出代價。抓階級鬥爭還不靈，就認為是舊思想、舊文化在「腐蝕人心」，於是大破四舊，把中國人「舊」思想連根拔掉，批鬥、武鬥而致死幾千萬人，毛還要堅持他的「真馬列主義」，新的結論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七、八年再來一次」。
列寧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後，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配給制，餓死許多人，不承認失敗，提倡「義務勞動星期六」餓著肚子勞動，有華無實，又改而實行新經濟政策，違背自己初衷和原來教旨。
斯大林搞農業集體化，當時若承認實踐檢驗出的失敗結果，不致農業災難七十年，直至蘇聯垮臺，斯大林向外找原因，殺富農，把百萬中農發配到西伯利亞充軍，加上「鎮反」一千二百萬人無謂死亡。
這種蹩腳唯物論讓共產黨死撞南牆不回頭，老百姓叫做「便不出糞來怪茅房」。
這種「唯物」思維不僅導致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沒法貫徹到底，更導致他的歷史唯物論重物質、輕精神的偏頗。崇尚物質文明成為時髦，東方的精神文明成了諷刺對象。甚麼「五千年文明古國古」，也甚麼「精神文明冠於全球」成了魯迅諷刺中華古文化的口頭禪。
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是社會基礎「幾週停止物質生產，社會便會滅亡」，至於道德之類似乎可有可無，不在視線之內。
十九世紀俄國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說：「如果沒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允許的。」
十月革命初期，不僅盛行「杯水主義」共產共妻，而且革命工人可以到指定機關憑票去領走幾十名無產階級的俘虜；有產階級的太太、小姐及許多未成年的女孩，這方面中共在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也都曾變相實行，都不把人當人。
大陸今日出賣無辜的法輪功習練者的生理器官，大陸警察叫喊：「別把腰子打壞了，值錢！」早在文革中就已發生。
胡平先生報告文學《中國的眸子》記錄下史實：
「李九蓮不過是一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她在經歷了文革武鬥之後對它心生疑意，乃向她的男朋友寫信傾訴她的感想。男朋友將這信交給了上級，一個案件由此誕生。鐘海源不過是在李九蓮愛迫害時，站出來為她說了幾句公道話，竟然也遭極刑。李九蓮被害於1977年底，鐘海源被害於1978年春。
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令人髮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的換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週），當局決定給鐘海源進行活體取腎。「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體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鐘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臂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是隔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她因為全身揪痛而發出劇烈的顫抖。我甚至聽見了她體內的某種異響，」為了製造極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於是就對非關健部位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可未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撲上來的是三、四個軍醫，解下鐘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裡送，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臺，它是U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瀰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氣。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滴滴嗒嗒地淺落在地上。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軍醫，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了幾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桶裡，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就倒進了塘裡，不一會兒，整個塘水全染紅了。車篷裡的「手術」終於完了，屍體丟在地上，剛好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
「跟李九蓮一樣，她也是一個中學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蓮一樣美麗，她的名字跟李九蓮一樣賦予詩意，她叫黎蓮。
黎蓮早在1970年就被處決，那一年她才18歲，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她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黎蓮被秘密拖去另一個城市執行。囚車快到這個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服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殷紅鮮血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也沒想到要給一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扑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涓涓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裡滲透出來。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移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
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態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將軍的兒子和那位革命幹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無限神聖的地步，這個世界上任何寶貴的東西，都可以無條件地拿來維持他們的殘喘。而李九蓮和黎蓮的生命，只能無條件地奉獻出去。連最起碼的倫理界限也沒有一個人願意遵守。
不徵詢腎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徵詢法律和天理的認可；既等不及處以死刑之後，也等不及打一支麻醉藥；那把屠刀就紮下去了。那把屠刀和殺戮的刀就那麼迫不及待地紮下去了。」（引文同上）
這就是德國人馬克思與狄慈根依據辯證唯物論演繹出的「歷史唯物論」的邏輯結果：「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毛澤東語錄》
他們的眼裡只有「物」，物質生產是社會存在、發展的基礎，要進行生產，還必須有生產關係，即對生產資料如何佔有，財富如何分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有機組合成五種生產方式，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到達共產天堂為止，再往後只有享福了，就到頭了。
據說生產力「最革命」（所以江澤民說共產黨始終代表生產力發展要求），生產關係保守，生產力發展到被生產關係限制、束縛時，生產力的體現者勞動者，就要起來造反，建立新社會制度，恩格斯說：「暴力是歷史的接生婆」，「機關鎗、大炮是最有權威的東西」，毛澤東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以哲學為精神武器，哲學以無產階級為物質武器」。這裡人類變成了物質，而且是消滅另一部分人類的「武器」，即實現馬列哲學的機器人或炮灰。
列寧乾脆要求黨員和作家是「黨的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沒有獨立的人格和個性。
沒有人性，毛澤東在文革中要求不斷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
人變成了隨黨機器運轉的鐵製的「齒輪和螺絲釘」。林彪又進一步要求成為「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乾脆只當小螺絲釘，別妄想當齒輪，還得永不生鏽，連續運轉連軸轉，不管黨的機器屢遭殘破，招來天災人禍，都得永不生鏽的賣力到死，以後又有「小車不倒只管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向誰戰鬥呢？向18、19歲的李九蓮、鐘海源、黎蓮以及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這些人代表的「階級敵人」。
毛澤東藝術化地稱之為「牛、鬼、蛇、神」，總之，不是人。
大連勞教所長對煉功的法輪功良心犯說：「連黨的話都不聽啦！」這是劃分人和不是人的標準。
江澤民在SARS流行時，自己東躲西藏卻對負責人說：「死上200萬人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不要亂了布局。」
網上揭露江指示對傳染者隔離，實行1943年日本在中國用肉體消滅感染源的辦法，可以搞「安樂死」，被隔離已死者的家屬被通知為「心臟病猝發」而火化，親人沒法深究，但將來總會曝光。
江氏不解地對採訪他的美國記者華萊士說：「你們美國這麼強大的國家為甚麼還要關心人權？」
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毛澤東說：「甚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歷代給民眾多少人權被看成是「人」的恩賜。
這種視公民為「物質武器」（馬克思語）為「齒輪與螺絲釘」（列寧語），為「黨的得心應手的工具」（劉少奇語），為暴力（恩格斯語），「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雷鋒語）的唯物論，在中國比《日瓦格醫生》與《古拉格群島》更充分的表現。正如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這樣寫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斗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斗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斗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 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教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 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學（老師）吳樹芳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本人聽到一位廣州婦女親口說：當時河裡上游浮下的死屍，男女老少，孕婦、嬰兒都有，天天飄不完。
（註：農村四類分子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加上城市的右派份子總稱黑五類。）
著名散文家劉樺園先生在《托咐》中寫道：「1967年10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同年11月，某縣民兵槍殺69人；1968年7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區的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146人；同月，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3681人，使176戶全家滅絕，佔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93%；同年8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1342人，俘虜8945人。直到某照像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26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左右），槍殺1016人；全縣86個大隊，81個殺了人。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系無辜被害。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文件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列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僅為乾瘦的有中國特色線條。（註：文革中武鬥，兩方都是造反派奪權，都視對方是階級敵人。）
張志新，只是無數被害人中的一員。她是個非常美麗的年輕女性，正值如花似玉的年華。正因為如此，她在監獄中反覆地被強姦。在中國，即使是最善良的百姓，由於長年累月的耳濡目染，都接受了這樣一個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理論：壞人不是人。任何人只一旦被定義為壞人，一切對他們的罪行便都成為「合法」的了。美麗的張志新由於「墮落」成了「壞人」，自然就可以像一張畫一樣地供管制壞人的人發匯性慾。張志新又是一個仗義直言，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強硬的人，正因此，處決張志新時，由於擔心她呼喊口號，監獄當局切除她的喉管，而且動刀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頭上……
如同當初歌頌平反後的劉少奇一樣，對於張志新在平反之後的歌頌，並不是對烈士的緬懷，而是這樣一個變態的群體習慣性地見風使舵，奉承吹捧，毫無人格的扭曲畸形心態！請看，人們是這樣「歌頌」英雄張志新的：
「你是黨的驕傲，你是五十六個民族的驕傲，你是遼沈大地的驕傲，你當然也是瀋陽監獄的驕傲。你是傲霜的菊，你是常青的松，你是有氣節的竹。你橇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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