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憶反右：交心的代價就是二十二年的大好青春

　　水底波瀾魚不知

　　1957年我27歲，是《天津青年報》副總編輯，能聽一些內部傳達。其時1956年以來一個又一個寬鬆精神在下達。諸如雙百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表揚反官僚主義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繼之到1957年4月底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真的是一派祥和之氣，就連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也欣然為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在十幾天的鳴放中各報是滿坑谷的批評意見。這一情況使我不禁又感動又吃驚，從早年在學生運動中培養的那種憂國憂民、振臂一呼的意念湧動於胸，遂在5月20日在天津日報社四樓禮堂天津市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一次發言，這一次發言其代價是22年的大好青春！

　　原來，1957年5月中旬在波匈事件和尖銳鳴放刺激下，高層領導早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暗轉」。由於信息的不對稱，得到這一部署精神的骨幹胸有成府，滿面春風地在「懇切」動員發言，而一般人則在那裡直言無隱、傻拉瓜唧地傾吐衷腸。那時，《天津青年報》在和平路《大公報》舊址，一向沒到報社來過的團市委領導一再親臨現場反覆交代言者無罪，啟發鳴放，叫你感到如不說上幾句實在有負上級一番好意，大家遂毫無戒心熱烈發言。

　　當時我發言的主旨是：開門整風是古今中外政黨做不到的，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正確、偉大。但從整風發言來看，現在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三害」嚴重，應大力開展批評自我批評。比之人大、政協，天天要出的報紙，應當把反映人民呼聲和監督執政者視為天職。沒料想，強調輿論監督的這些話，不容分說地便被認定是「右派反黨新聞綱領」。在解放前我不顧生命危險便追隨黨。把自己命運和組織聯在一起，怎麼現在卻要反黨呢？然而，你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那從地下黨時幾乎是看著你長大的領導人現在都不認得你了，在人人自危的氣氛中猛烈圍攻，一開始叫「辯論會」，我便據理抗辯了五次。美術編輯王子明會後說：你真叫舌戰群儒！只這一句話，他也被劃右。原來，誰同意我的觀點誰便劃右。善於羅織罪名的有關負責人，集當時批判用語之大成，層層拔高，最後構成一個「以肖荻為首的有綱領、有計畫、有組織的右派反黨集團」。幸而北風轉南，時過22年，《天津青年報》這10個右派全部得到改正，並認定過去羅織的罪名全屬不實之詞。一個興師動眾、聲勢赫赫、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鬥爭，不僅為十年浩劫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而且在翻雲覆雨中使披肝瀝膽者蒙難，在「誠為貴」的民族血脈上割開了一道深深的傷口－－－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這些年我坐車路經天津內環線、中環線、外環線時便不由得發生一種聯想：1957年5月我是《天津青年報》第一個被揪出的靶子，我被圍攻幾天後，便受命到一間小屋去反省。中間出來解手時路過會議室便見原來鬥我的人，今天張三、明天李四坐在被斗席上，沮喪不堪。原來風水輪流轉了。那真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惶惶不可終日。從時序上講反右派還只是一個小圈兒「內環線』。兩年後反右傾機會主義，原來報社反右鬥爭的主要骨幹因說了些實話，被納入批鬥席狠整一番，這可說是「中環線」 了。及至文化大革命，在前兩個運動主其事者本人遭遇觸及皮肉，被造反派打下幾顆牙來。這就是「外環線」了。這不過是當年「運動風景」中一個細部。放大來看，此類輪迴可謂不勝枚舉。反右時老舍先生寫了一篇《吳祖光為什麼怒氣衝天》，用語很重，篇尾還召喚：「同志們，不能溫情，要警惕啊！」但曾幾何時，文革中老舍先生被迫跳湖自殺。曾經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一些圍攻彭德懷者，轉過來在十年浩劫中紛紛落難，就連功勛卓著的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最後在開封死去的時候，渾身揹負著無所不用其極的罵名，一隻腳光著露在外面，連真名實姓都不能用！老舍先生呼喊的「要警惕啊」，警惕什麼？歷史是最公正、最無情的。「要警惕右，但更主要是防止左」！歷史告訴人們：跟著「左」跑，那麼今天你給別人打棍扣帽，掉過頭來明天挨整挨斗的就是你！這就是「運動年代」鐵的法則。一旦 「左」佔了全局性、壓倒性的主流，你就是再高的智商、再大的功勞也逃不過這一惡性循環！如果這一條教訓記不住，誰能保證歷史不再「有驚人相似之處」呢？

　　一些新聞界同行還喜歡問我：從1957年到1979年22年漫長而沈重的壓力之下，你怎麼沒想到自殺呢？

按照長痛不如短痛的邏輯，這問題提的不能說沒有道理。可以說當時如告知要強制執行22年，說不定有人就會一頭向牆壁撞去。但事實是，除個別尋了短見外，我所瞭解的絕大多數右派，都是耐著性子度過了那艱難苦澀的8000多個日日夜夜！一個最簡單的原因是，那時如同開始「引蛇出洞」時，只告訴你言者無罪，並沒有告訴你犯忌的「六條標準」一樣，現在處分你時則只告訴你「只要好好改造，必有光明前途」，並沒有任何年限的界定。使你感到只要拚命改造，也許兩三年就重回人民大隊。於是你就苦苦爭取，但又苦苦失望，翻天覆去地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又從絕望到希望……這樣一圈兒又一圈兒地跌跌爬爬、年復一年直熬到1979年。

　　其實，鈍刀子割肉更疼。但我要說的奇蹟也就在這裡，我面對那如山的壓力，在長達22年曆程中不僅沒想到過死，而且可以說從未沮喪過。首先感到天大的冤枉，我好心好意響應號召提意見怎麼就「右派」啦呢？為此我連續抗辯，使自己的處分等級坐上直升機。但，就在處分宣布前夕，我對怎麼也搞不通的「右派罪行」，在晝夜苦思中卻發生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其時，在我的思想武器庫中除了1948年參加地下黨以來所受的馬列主義教育，就是自幼感受的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在被連續批鬥、報紙點名和抗辯無效後，我不禁晝夜苦思、反覆自問：藐小如我難道會比偉大的黨組織聰明嗎？我認定，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錯誤肯定在自己一方。那麼我究竟錯在哪裡呢？痛苦哇……這時，「階級本能」四個字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把稻草。在理論上階級有「自在」與「自為」之分，那麼是不是在不自覺的階級本能驅使下，我確是在渾然不覺中鑄成大錯？那如今擊我一猛掌就是應該的！在政治高壓下我的心態出現一種「我已非我」的混沌和朦昧，甚至由衷痛恨自己在風口浪尖上作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內應」，因此當時只要思想上出現反覆，便嚴厲地自我斷喝一聲：鎮壓反革命！面對隨後到來的無論是開除黨籍還是「保留公職勞動教養」，以至工資從16級110元銳減至每月三元零用費，均認為是理所應當，我要和過去決裂、決裂再決裂！此外，劉少奇和時傳祥握手的情結；高爾基歷盡艱辛終成作家的夢想；「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等等軼事嘉言，均給我以上刀山下火海一般的力量。古語：須臾忍死。這一切，使我產生一種清教徒般的倔犟。不是火中飛出鳳凰嗎？就讓烈火來得更猛烈些吧。我一遍遍夯實這一奇特的精神架構……

　　但，現實遠比我的想像殘酷得多。勞動農場的勞動是超強度的。1958年4月16日原機關用吉普車將我和另外兩人送板橋農場。那是一個多年改造勞改犯的地方，對這些受「最高行政處分」者均沿用舊習，200多右派分編幾個隊。睡覺如沙丁魚罐頭擠成一團。半夜裡吹哨集合去12里外的小站抬稻秧，一路在狂風暴雨中跌倒上百次，摔倒爬起如泥猴，一身「三不怕」，新雨衣扯碎，滿面泥污。暑天耪大地，汗如雨下；隆冬打凍方，虎口震裂；糞汁漚肥，遍體黃湯；8月補秧，連續三日夜苦戰在水田中，竟躺在泥埂上睡出一個人形來，那是片刻的吃窩頭時間；日未出而作，日落亦不息，年節假日還要「義務勞動」出工，據稱這是為了佔據你的「腦際空間」。對於這些來自辦公室、課堂、實驗室的知識份子的確是度日如年一般。並不是每個人均能咬牙度過。但儘管這樣我沒有悲、沒有嘆。我一門心思：聽黨的話，要脫胎換骨就得死去活來，憑藉一種「以左治左」的朦昧，鞏固了我那種苦行僧般的精神家園，一時之間竟是無怨無悔地闖過頭幾年。

但，在勞改生活中最為熬人的尚不是勞其筋骨，而是望山跑死馬一般地苦其心志。 1958年開始實行的勞教是不定期的，上邊給予的承諾是「什麼時候改造好了，什麼時候回歸人民大隊」，在這一口號鼓舞下，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遂於 1960年國慶較早摘帽解放，滿以為原機關就會派車接我回去，機關領導熱烈握手鼓勵撫慰……一時之間額手相慶翹首企盼。豈知，這一切均是自作多情的泡沫！事實是，這「摘帽右派」比「戴帽右派」還要夜茫茫、路漫漫……

　　可愛的「紅色保險箱」

　　之後，除了將你從勞教食堂換到就業職工食堂，從集體用鐵桶打飯變為個人用碗打飯，從不准離開寸地到可以禮拜放假而外，那「摘帽右派」和「就業職工」同樣被視為異類，被管教隊長稱為「你們」，而絕非「同志」二字；在社會上則你依然被人視為勞改犯，所謂「最高行政處分」云云誰能說得清呢？在這一次如大旱之望雲霓，卻盼來赤地千里之後，到1962年高層又傳來「甄別」的「新精神兒」，有些內心同情這些倒霉人物的干警也悄悄相告，並將右派集中起來改善伙食、增加休息並叫各自複習課業，在「原職、原薪、原單位」的傳言中許多學員大喜過望，有的竟拿過算盤來計算如補發工資可以拿到多少錢……豈知，那九天仙女一般的「新精神兒」，就如同大風天半空飄搖的塑料袋兒一樣，不僅可望而不可即，不久竟汪洋一片都不見，從希望的浪尖又摔到失望的谷底。

　　面對這一切起起伏伏，我已變得比較「成熟」。再好的傳聞、多壞的消息我均淡然對之。我既以普通勞動者作底線，又何必為那名韁利索心潮起伏庸人自擾呢？我在逆境中靜觀，大氣壓卻日趨窒悶。1964年四清開始，又一批批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送來勞教。有人說，這「狗不理包子」不是一屜頂一屜，而是一屜壓一屜，壓在最底層了。未幾，文革開始，社會上傳來種種腥風血雨，許多熟悉的領導人和老同志被紅衛兵批鬥摧殘的消息紛至沓來。形勢發展至此，那一向渴望即便掃廁所也可，希望重返社會擺脫勞改陰影的板橋老右們，卻感到農場「相對安全」，一時之間有人竟稱板橋是「紅色保險箱」！因為那裡是一群匍匐在地無權、無錢、無門、無路的「死馬」和「賤民」，紅衛兵根本不屑一顧也。至此，倘說從戴帽打棍以來是憑藉內在的思想鬥爭來化解重壓，那麼此時已變為以外在恐怖的倖免來取得一種苟安了。

　　由於農場的特殊經歷，使我更看到一些底層的「小右派」在揹負種種罵名之後仍未扭曲的真性情。數學教師王夢玨被打成右派送板橋後長期兩眼發直寡言少語，他常常半夜起來數天上的星星，他弄不清這個好心得惡報的人生疑團！他每天勞動十足用力，腰繫草繩、衣衫襤褸、挺直腰板、來來去去，節糧度荒時抓住耗子撕巴撕巴就吃。但就在那糧食貴如赤金時，他存了幾張點心票，買了糕點用布密密包起來縫好，到小站郵局在包上寫明：「寄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這就是一個中國教師的心，已然落魄這步田地，心裏還在惦念著自己一向敬愛的總理！點心被郵局扣下並轉告農場，當時聽到這消息的人無不拊掌大笑，但大笑之後又感到一陣陣心酸。再一個是天津大學化學系三年級學生陳科正。這個一向作風嚴謹不苟言笑的青年，在1969年被遣送，回到安慶郊區農村。一天外出回家過一小河時感橋板鬆動，心想，眼看就要下大雨，如別人踩上滑倒豈不危險，便跑回家中取來鐵鍬鏟土修橋，此刻雷雨大作狂風呼嘯，陳科正在用力蹬锨時腳下一滑落入湍急的河水，幾經掙扎未能上來，一個正直熱誠的好青年就這麼消失了。留日歸來的音樂學院教師王可之，因精通外文被調公安六處李七莊一個翻譯隊，文革時被鬥得萬念俱灰，最後被發現在水上公園懸樹自盡。奇怪的是上吊時他用一塊手巾將臉包住。熟悉他的人說，王可之這個人一向愛孩子，他是怕把遊園的孩子嚇住所以將臉遮起來。啊！直到死時，他們還在想別人、想著孩子，這樣的人他們怎麼可能是什麼反這反那呀！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鄧小平此言，一萬個正確。培根說，以史為鑒使人明智。像反右、文革這樣一些全民性的災難就需要全民性的反思，才能把歷史教訓化為偉大力量。老百姓 「位卑不敢忘憂國」，領導人虛懷若谷聽忠言，才是興國之兆。從政治文化上深層次探討這一運動非這篇小文力所能及。幾許閑筆倘能為歷史長河留下幾滴逝水，便於願足矣，也就算是「曾經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