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橋：全民抗暴運動的來臨

最近一個月來，國內民間抗爭事件連續不斷，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僅四川重慶兩地就發生了數起萬人民眾抗爭事件，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重慶萬州萬人衝擊政府事件和漢源十萬民眾抗暴事件。據十月份的動向雜誌報導：中央內部的通報顯示，9月份全國城鄉共有310多萬人次參加了各種集會遊行示威抗議等,涉及到29個省區直轄市。中國的群體抗爭事件可謂風起雲湧。今天我想就這話題談談我的看法。 最近發生的一系列民眾抗暴行動都具有這幾個特點：一是這些暴動都是突發性的，完全是一種群體性的突發事件。也就是說在暴動發生前五分鐘大家都不會預測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因此民眾對此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二是這類抗暴事件一旦發生就迅速形成燎原之勢，很快就無法控制，民眾無法做到進退有度，結果往往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卻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三是每次類似事件發生，政府就進行武裝鎮 壓，結果是民眾與當局之間的對立情緒越來越強。

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當局過去半個世紀來對社會的管制過於嚴苛。一方面，老百姓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而這些不滿又沒有渠道可以宣泄或表達。過去雖然不允許遊行示威等，但至少還有所謂上訪制度，老百姓對當局多少還抱點希望。如今中共連自己設立的上訪制度都要毀掉。他們現在不再歡迎老百姓去向他們反映情況，而是在全國上下採取一場千古未聞的截訪行動。當所有的民間發表意見和表達不滿的渠道都被堵死之後，老百姓只有一個選擇，要麼不干，要干就跟政府對抗到底。而政府越是鎮壓，老百姓就越會想法設法捲土重來，以更大的規模與政府對 抗，雙方的衝突最後終將演變成你死我活的決對。另一方面，由於政府長期採取高壓政策，公民社會和民間理性力量無法得以發展。因此，每當抗暴事件發生，整個社會就迅速形成群眾與政府的對抗，沒有任何第三力量能緩解這種對抗。面對日益發展的民間抗暴運動，政府越來越束手無策，他們似乎除了鎮壓就沒有別的選擇了。因為他們就是想通過談判等理性方式來解決問題，也找不到可以代表民眾的對象。不像其他民主國家，當政府與民眾發生衝突的時候，政府可以通過與能代表民眾的各種民間力量如工會等對談解決問題。這正是 當局嚴厲管制社會，不允許任何民間理性力量存在和生長的惡果。

此外，中共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也不利於各級政府因時因地解決各類社會 衝突問題。在大部分民主國家，各級政府領導多為民選產生，因此只需對選民負責。在不違背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前提下，各級政府領導具有較大的自主權，可以靈活處理這類社會衝突事件。比如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州各郡的州長及郡長都有極大的自主權，許多重大問題都可以自行決策。因此每個地方發生不同的社會突發事件時，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可是在中國，處理社會突發事件的手段只有一個，也就是「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這是中共的國策。所以，一旦有事發生，各級政府沒有其它選擇，只有鎮壓。這次萬州萬民抗爭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同一天發生，同一天遭到鎮壓。據說還有十幾個人被打死。這一現象應該 引起大家思考。很顯然，這樣的處理模式對雙方都不利，尤其對人民不利。

基於以上事實，現在擺在當局面前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妥善處理民眾與當局之間的越來越激烈的衝突。事實上，靠鎮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也是自掘墳墓的做法。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認為，如果當局稍為明智一點，現在最急迫要做的一件事應該是保障言論和結社自由，允許民間理性力量如獨立工會和農會等迅速發展。如果未來中國能出現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工會和農會組織，有關工人和農民的權益問題就有可能通過與工會和農會組織的代表協商得以解決。否則，今天是重慶萬州萬人暴動，明天是四川漢源十萬人抗暴，後天就可能是北京天 安門廣場上的百萬民眾抗暴。

當然，治標還需治本。長期而言，只有從制度本身出發，建立一個能保障社會公正 和人權的民主政治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和消除廣大民 眾的不滿。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唐柏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