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紀念鄧小平歪曲歷史
不可否認，談論中國改革的歷史，不能不談鄧小平，但也決不能只談鄧小平。然而，改革的歷史只有二十多年，在許多當年的決策者和親歷者都還健在的情況下，中共現政權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歪曲歷史。今年八月，由官方主導的鄧小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仍然重複著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的造神運動，而對於胡耀邦和趙紫陽對改革開放的巨大貢獻則隻字不提。
實際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黃金時期，從高層改革派的角度看，驅動改革車輪的人物中，「鄧、胡、趙」曾被公認為改革的三駕馬車。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惡、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的主持者；趙紫陽是經濟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和城市的企業改革）、政治改革和新聞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甚至可以說，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樹立的「溫州模式」，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為政治改革提出的七項設想，也為中國的政治轉型提供了最初的起點。更重要的是，胡、趙二人還是抵制黨內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後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反改革運動的氾濫，保護了黨內外的許多開明人士。
然而，被神化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從鎮壓「西單民主牆」開始就在政治上犯下一連串的重大錯誤：他為了與華國鋒爭權，先是為了獲得民意支持而肯定「民主牆」，但當他的權力目標基本達到之後，他便翻臉不認人，不顧胡耀邦等開明派的反對，不但下令取締了「民主牆」，而且逮捕民運先驅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劉青等人。同時，他提出臭名昭著的「四個堅持」，正是鄧在政治上的保守，導致了後來他與胡耀邦、趙紫陽的分歧。於是，他先是通過非程序化的人治強權罷免了胡耀邦，間接導致了胡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為八九運動的導火線，引發出一場中共建政之後的最大民間反對運動。面對反腐敗、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間自發運動，鄧先是聽信了李鵬等惡吏的誤導性匯報，口述了強硬的「4.26社論」，把完全自發的學運誣蔑為由一小撮長鬍子的人操縱「動亂」；為了緩解由「4.26社論」導致的官民對立，趙紫陽接連發表「五四講話」和「亞銀講話」，意欲通過對話來解決官民衝突。可以說，如果按照趙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當時的官民對立，八九運動決不會繼續升級。但鄧堅持「4.26社論」的錯誤，致使運動升級為「5.13」大絕食的抗爭。接著，鄧拒絕了趙的溫和政策?
A執意動用槍桿子來對付徒手的學生和市民，在宣布軍事戒嚴的同時，又故伎重演地罷免了趙紫陽，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為徒手民眾與武裝軍人之間的對抗。最後又把「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亂」，命令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釀成了和平年代裡震驚中外的血腥大屠殺。
改革的最初動力來自民間
現在，曾經靠垂槍聽政且雙手沾血的鄧小平成了有功於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對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做出傑出貢獻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位已經冤死了十五年，一位被軟禁了十五年。這樣的肉體消失還不算，現政權還要把兩位前總書記的名字從歷史上抹去。
從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經濟這三大方面，中國改革的最初動力都並非開始於任何官方決策，而是來自城市的民間和農村底層。只不過，來自民間的自發要求和行動得到了高層改革派的默認。
在政治上，至少從林彪事件開始，民意已經自發地醞釀著社會變革。一九七六年借悼念周恩來之名而出現的「四五天安門運動」，是民間要求結束文革和進行改革的第一次公開的響亮吶喊；接著，「西單民主牆」運動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並受到鄧小平、葉劍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為鄧小平的重掌最高權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層農村的自治性民主試驗的最初發源，絕非中共突發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單向恩賜，也不是知識精英的自覺設計，而是農民的自發訴求及其實踐──為了社區的穩定和安全而自發創造出來的。遠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正值新舊制度交替的時期，當城裡的精英們還在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號之時，零星的自發的民選村官的政治嘗試，幾乎與小崗村的經濟制度創新的大包干同步進行。最早的試驗發端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山縣三岔公社合寨大隊（今宜州市屏南鄉合寨村），時間是一九八○年。因為，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潰，國家權力對農村基層社會的控製出現真空，公共管理陷於癱瘓。為了避免秩序失範的無政府狀態，出於對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們產生了自我管理的意願，民主選舉村委會的試驗由此開始。該大隊的兩個自然村的六個生產隊率先行動，每隊提名一個候選人，一百二十五戶每戶派一個代表參加投票，最後韋煥能以全票當選村主任。顯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敗的必然結果，也是農村生活的實際需要激發了農民政治創造力的果實。官方對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規範，更多是出於填補基層農村的權力真空和便於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說，中共高層所做的，不過是基於特定歷史條件而肯定了?
講□□x的試驗，隨後又把村民自治寫入憲法，並通過具體法律使之規範化制度化。
鄧小平用「四個堅持」打姑裰?p>在思想文化上，「四五運動」中出現的一系列詩文和演講，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特別是那句「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的口號，已經具有了民間自發啟蒙的作用。「西單民主牆」的言論更是民間啟蒙思想的大彙集，特別是對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呼籲，為中國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導。鄧麗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說和《今天》詩歌對大一統的革命文化之衝擊，也是來自民間自發的創作、引進和傳播。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不能只談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而不談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的自發投稿，為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最早的理論資源。而在鄧小平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仍然是民間思想推動著啟蒙運動，而官方則不斷打壓民間的自發啟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經濟上，奠定中國經濟改革基礎的農村改革，最早來自農民求溫飽的自發動力，「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等的制度創新，帶有純粹的底層性和草根性。之後，由企業改革開始的城市經濟改革，企業的「獎金激勵」和「承包體制」，商業中的「個體戶經濟」和流通領域的「價格雙軌制」，也是先有地方企業、民間個體的自發嘗試和地方的開明領導人的支持，而後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國性改革的展開。
鄧小平是政治上最大保守派
而且，這一切民間自發動力的出現都帶有逼上樑山的性質，是忍無可忍之時的鋌而走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是對極端獨裁及其文革的忍無可忍，曾被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和「反革命思想」；「包產到戶」和村民自治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復辟資本主義」；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是對假大空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和「資產階級文學」，許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們作為先知先覺者皆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個人代價，理應被歷史所銘記、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須明確的是，中國改革，能夠被境內外媒體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導的表層邏輯，而真正推動改革的深層邏輯則是民間的自發動力。然而，這一深層邏輯，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壟斷的話語霸權所壓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輿論所忽視。事實上，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民間自發改革動力，在後毛時代得到黨內開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許、鼓勵和支持，才開啟了難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現政權借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鄧小平對改革的主導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績歸功於中共政權，並把現在的當權派標榜為改革的正宗繼承耍渙硪環矯嬙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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