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九龍山有個化工廠，是一位歸國華僑創辦而於1949年後為發展「祖國」化工產業，無償獻給黨的，黨不懂化工，乃讓這位化學家當廠長。1952年三反運動鋪天蓋地（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後兩反都落不到實處，頭一反卻落在一切基層領導及與財務稍有關係的人身上。
共產黨搞的群眾運動，一個雷天下響。黨系統在各單位都下達具體數字，揪出貪污分子多少，按期上報，名為「打老虎」。廠長財務科長，管伙食的司務長之類不「坦白交待」，群眾想各種辦法如北京五中，就把年老的司務長放在跑步晨練的學生前面，推著他跑，喘不過氣，跌倒在地，扯起來再推再跑。
九龍山化工二廠，華僑廠長一身清白，無懈可擊，他既然把全廠都獻出，豈能貪污。 1949年後找不出漏洞，就追究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這位廠長既已獻廠給「國家」，以前的單據都已處理掉，實在說不清楚，而且是自己的財產，根本沒有自己貪污自己的道理，但「群眾」死追不放，連夜批鬥，喊口號：「x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打倒貪污分子xxx」，「抗拒到底死路一條！」之類，最後精神崩潰，肉體也支撐不住，自殺。
1966年文革中，老廠留下來的老工人，還在懷念他（對工人如何客氣，尊重及工資福利之類）。黨中央及北京，黨委統戰部根本不知有這類因愛「國」而作犧牲的廣大僑胞曾活在大陸。
2.我的一位同學，北京五中學生姓李，他的親哥哥，西德專家，為報效「祖國」不聽白人妻子勸告，堅決回歸大陸而離婚，帶著黃頭髮的小女孩於1962年「祖國困難時期」（三年「自然」災害）歸國，問其觀感，只向弟弟說：「就看不慣那些中共特務，甚麼也不懂，甚麼也不干，專門看著你，沒完沒了的監視」。文革中除了「兩彈一星」專家（氫彈，導彈及衛星）兩錢一鄧（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等作為特例被「保護」外」連清華大學的錢偉長教授都一律批鬥，大多受不了人格污侮及體罰虐待而自殺，那位西德專家當然也在其中。文革中軍隊裡對歸國專家更嚴厲，自殺的更多。
3, 到改革開放的1989年初，在北京東單街頭遇到一位上訪的老乞丐拿著個破鋁杯討水喝，一問才知是歸國華僑，老專家在歷次運動中被批鬥，一層一層下放到農村，十多年「上訪」已落得身無分文，餓得支撐不住，席地躺臥，市民給端來熱水及烙餅，我告訴他去找歐美同學會，或許有人管。第二天清晨發現此老已凍死在東單街頭。這也不是例外，中共對浪費大量寶貴人才並不痛惜，總不斷有人回來。
二， 響往抗日或革命的學生
1, 陳忠實名著<白鹿原>中反映一群群響往革命，好不容易找到共產黨游擊隊，都被懷疑為日本或國民黨派來的「敵特」，一律投入乾井，上壓石板，活活餓死，悶死。其中包括其母夢白鹿投胎而生的女孩，也只能在投井前，上書痛罵共產黨不分清紅皂白而已。這不是捕風捉影，藝術想像，這是當時陝北大量事實的概括。
2, 在文革初期，中共第三號人物陶鑄夫人曾志寫的回憶錄中寫到同一時期的延安「整風」，若看<毛澤東選集>中的整風文獻：<反對黨八股>何等風趣，何等文雅，但曾志回憶錄中，因相信「國民黨不抗日」而跋山涉水，突破封鎖線到達延安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中學生都遭到同一命運，曾志回憶當時延安窯洞掩蓋不住徹夜淒厲的慘叫，在酷刑「逼供信」中，一位女革命者對「死不交待」的革命同志，竟恨得咬住肩頭，活生生撕下一塊肉來。
大陸作家海默，原北京育英中學高中生，1943年響往抗日，因相信國民黨不抗日，與三，五同學瞞家出走，以給日本衛兵假作拍照突破封鎖，到達游擊區。寫過不少小說，經歷次運動，審查而未肯自殺。終於沒能躲過文革一劫，撇下妻子兒女。
我的軍政大學同學陶威，畢業後，一直留在軍隊中，成為專家。1968其姐在北京被通知 到外地駐軍去見「屍體」，說是叛黨自殺，但見渾身是傷，不能哭，也不能細察細問，匆匆回京。最起碼在文革中遭到慘酷批鬥，嚴厲審查。
三， 學術權威
文革中流傳毛澤東及張春橋的一句話「知識越多越反動」就怕知識多的人瞭解馬克思主義的老底，是資本主義不發達初期的產物，因而片面，短視，狹隘而偏執。 1904年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巴甫洛夫，雖然受到列寧特殊優待，仍然不買馬克思主義的賬，指出「共產黨正把俄國引向死路。」
文革中，毛澤東送給高等學府的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成為鼓動大學生批鬥大學教授的思想源泉，至今為李敖奉為經典。
有人認為1920年前後毛澤東對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小職員的地位感到屈辱，整死那麼多大學教授，是出於嫉恨與報復。
我看並不盡然，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古今學問都視為異端，比如只承認馬列主義的社會科學，不承認甚麼「社會學」費孝通也因此倒霉30年。馬爾薩斯學說被貼上封條為「反勸人口論」，中國大陸人口也因此4億同胞增到13億，約3倍強。
雖然中國沒有「反動」的巴甫洛夫，大學教授，科學院士們都在「改造」但毛忍耐到文革，終於提出打倒一切反動（學術）權威，認為這是「四舊」的載體，封，資，修文化的傳播者，跟共產黨爭奪群眾，「征服人心」。
歷史學名教授吳□雖然同意毛關於明史的觀點，並常陪鄧小平在燈市口西府夾道高幹俱樂部打橋牌，也難逃沒完沒了的批鬥。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我曾在北京中山公園親眼看到吳□，一身棕色中式衫褲，專門為批鬥而穿的籃色膠鞋長站（免得腳痛）見人用袖遮臉，正在拉上臺的途中，可見斯文掃地，人類自尊心的傷痛。同行的黨員廖沫沙則另一種表現，挨打就大聲喊痛，故意讓人聽見。
歷史學家以黨坐鎮北大改造別人歷史觀的翦伯讚教授也不例外，莫名其妙被打成「特務」，無從辯白而自殺。
武漢中共早期黨員李達教授，也列入反動權威，被紅衛兵折磨至死。
至於名翻譯家學貫中西，精通文學，美術，音樂，語言的傅雷（音樂家付聰之父）在1958打成右派，1968文革中因藏書太多，被抄家4天3夜，9月3日，夫婦站在家門口高凳 上載高低帽被批鬥，不堪凌辱，9月4日雙雙自縊。
舉梵谷等院校，從1958年反右後，搞「教育革命」起到文革，不僅教授，付教授，連講師也在劫難逃，打死的少，自殺的多。只有助教，研究生一級算做「革命群眾」可以借批鬥老師，保存自己，勇敢造反，毛澤東並非不知情，毛說：「知識份子就是愛面子，一戴高帽子批鬥就不想活」。
四，詩人，作家，藝術家
俗話說：「虎毒不食子」共產黨整死的文藝家大多是自己的黨員，如作家趙樹理，海默，田漢，羅廣斌，楊朔，詩人聞捷等一大群紅色作家，紅極一時。
共產黨人宣稱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私利」不僅是虛偽。他們看不到，林彪所言共產黨這架不斷運轉，傾軋的狡肉機，需要鮮血和生命作潤滑劑，才能在自己不斷製造的危機中苟延其生命。
「城頭變幻大王旗」，所謂「與時俱進」不斷變換的新旗幟，需要不斷用黨內外人頭祭旗。
以小說而言，趙樹理的<李有財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小二黑結婚>等都對鞏固中共初期政權起過作用，楊朔<三千里江山>對粉飾金日成政權、中國工人「抗美援朝」唱過頌歌，都是響應當時中共號召的遵命文學，但到新口號：總路線大躍進，公社三面紅旗導致中共生存危機，毛以文革新運動挽回敗局時，又成了祭旗的血供，於是又有人血饅頭餵養更新的作家，詩人，如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及部隊作家的<苦菜花>，<歐陽海之歌>等紅極一時，連為中共一貫捧場的郭沫若，在大會上連連說自己以前 的作品應該「全部燒掉！」
如果毛不死，文革繼續深入，浩然等也可能像<紅岩>作者羅廣斌一樣被血祭更新的革命。
至於黨外文藝家，從美國奔向北京的老舍，不停歌頌「新」社會，被授以「人民藝術家」稱號，15年後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和機關中造反派暴打四，五個小時，直到自殺，也難明白，糊塗而死。
正如沉默先生所說：「臺灣人士，歐美作家看共產黨暴政如隔窗觀察雷雨風暴」黨外人士批判共產黨只能看成僵死的政治體制，黨悟的黨員從內部自以為看透共產黨，又脫不七共產黨理論體系的思維，誰也逃不脫共產黨唯「物」論的圈套，認為共產黨體制只是「物」，可以改良，改造，用立憲約束它，媒體監督它，民主限制它。看不透它是吃人的活物。
直到<九評共產黨>出現，筆者才初開茅塞，原來共產黨這架狡肉機它是活的，最初幾評指出它是有生命的，有能量的，（甚至是有場存在的）不是任人擺佈的沒生命的政治體制，如毛澤東所說它要不斷的「吐故納新」新陳代謝，如中共「國家」前付主席王震所說，「要用三千萬顆人頭來換，以不斷補充能量，維持其衰危的生命。這種精神與物質相統一的犀利眼光，只有從上往下俯視共產黨才可能具備。
黨魁劉少奇臨死還認為「個人受迫害是小事」，黨的損失才是大事。
在共產黨人眼中三千萬人頭，只是三千萬「個人」，對於共產黨集團主義者，死活都是小事。
其中包括黨外文藝家周信芳，馬連良，裘盛戎，嚴鳳英，李哲，上官雲珠，顧而已，李廣田，周瘦鵑，難計其數。
作家王實味在行軍轉移途中，被槍斃，是常事。舉凡以特嫌隨軍隊轉移（即逃亡）行軍途中為甩掉「包袱」免得看不過來，逃走「投敵」，就地「處理」是「常規」。一位姓崔的保衛幹事對我親口講他就幹過。一個團的連級保衛幹事就有權槍斃。一位華僑同學親眼窺見一位美麗女孩在壓解途中被腦後開花，血濺秀髮，印象太深寫在入學自傳中，而永遠對共產黨想不通。
其實所謂「特嫌」不過是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或「國民黨」王實味的特務證據不過是「樂奏玉堂春，歌舞金蓮步」十個字犯忌，出現在黨辦的延安文藝刊物上，當是允許發表，也是共產黨提倡的「繁榮文藝」。一個作家跑到延吃小米，住窯洞，只為寫文章去當「特務」，它自己也說不通。
五，「歷史」反革命
凡在1949年以前在「舊」社會工作過，尤其是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軍政人員，與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將領。範圍極廣，如被日本請到南京唱過戲的國劇名演員馬連良也在文革初期以「歷史反革命」被斗而死。
六，地主，富農家庭成員
經土地改革，流血鬥爭，大地主都滅絕，中，小地主文革初期作為長期專政對象又被家族滅絕，多人回憶錄中談到湖南，廣東文革「紅八月」大殺戮中，河裡流屍不絕，戲降犢常(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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