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這一重大的突發事件，國際網際網路路再次展現了紙媒體時代無法比擬的傳播速度，三君子被捕的消息不到一個小時，國內外很多網站就發布了這一消息。而此刻，中國的秘密警察仍然在警告余傑的夫人劉敏小姐和及時趕來的李和平律師：「此事不能告訴任何人和任何媒體，否則將承擔法律後果！」
很顯然，中國的秘密警察的警告缺乏兩個基本的常識：一，網路時代的基本常識是「沒有看不到的信息，也沒有發不出去的信息」，秘密警察意圖封鎖消息是絕無可能的，這說明他們缺乏起碼的網路常識；二，法治時代的基本常識是所有的執法行為在形式上都應該是公開的，秘密抓捕、秘密偵訊是違法的，警察對家屬和律師的警告更是一種類似黑社會組織無法無天、蠻橫無理的恫嚇，這說明他們不僅違背其職業倫理，還缺乏起碼的法治意識。
警察為什麼會作出這種違背常識、天下側目的事情？這種行政行為仍然體現了這個政權基本政治理性的匱乏。
是的，中國知識界不僅不會否認、而且會認同和讚賞中共1978年以後的進步，這種進步在經濟、社會等領域甚至是革命性的，但是在政治領域，中共這種黨國一體的獨裁體制沒有任何變化。獨裁體制未變，其基本的政治倫理和政治理性就不會有變化。在中國逐步開放、社會漸趨溫和的今天，我們仍然會看到獨裁行徑的痙攣性發作。
這種痙攣性發作在中共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輪迴。每一位中共的新任領導人完全掌控權力之後，幾乎都會玩一次全面收緊的布局。毛澤東遵義會議之前是黨內的反對派，他曾多次扮演黨內受難者的角色，一旦掌握絕對的領導權，他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延安整風運動；鄧小平也曾被毛澤東整肅，在八十年代初執政根基未穩之際，他也曾適度允許民間民主訴求的存在，一旦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就開始了對西單民主牆的彈壓；江澤民在鄧小平去世之後達到了權力的巔峰，就開始對國內剛剛泛起的政治小陽春予以絞殺；從胡溫體制上臺兩年來的政治脈絡來看，胡錦濤很可能再次踏著「先王」的足跡，在十六屆四中全會完成登基大典以後，開始對「八九」以來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溫和的民主力量進行全面封殺，並將刀鋒直指在大陸最具有影響力的余劉張三君子。
胡溫體制的這一作為暗藏殺機，很可能是全面鎮壓的先兆。正如政論作家王怡先生所言：「他們動手了！」幾乎同時，網路上也是一片尖叫之聲。那一刻，中國知識界再次睜大了驚恐的眼睛。
那一夜，中國的知識界無人入眠。
不鏽鋼老鼠劉荻說：「那一夜我幾乎沒睡覺，鼠毛都豎起來了，害怕半夜有鬼敲門。」
「天一下子就黑了！」王怡先生說。是的，中國知識界很快就意識到，八九以來含辛茹苦攢下來的一點民主化的財富有可能再次被洗劫一空，余劉張等民主憲政精英有可能再次被推上受難者的祭壇。
胡溫體制這一次的打壓會是什麼樣的規模？打壓到什麼層級？是大小通吃還是各個擊破？是刺刀見紅還是敲山震虎？這些深藏在黑箱裡的鎮壓計畫中國知識界無從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國際和國內的局勢已經今非昔比了。
經歷二十多年的經濟自由化，不僅黨國資產迅速分化和流失，還在黨國資產之外形成了龐大的產權明晰的私人資產。這些資產是體制外力量的堅強後盾，是和黨國體制博弈的重要砝碼。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的體制外力量更趨溫和。「我們沒有敵人！」是余傑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余傑先生從一個「一個也不寬容」的當代魯迅，走向了十字架，並最終成為一個「像愛自己一樣去愛敵人」的基督徒。在大部分體制外人士看來，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治組織不是敵人，6600萬共產黨員也不是敵人，他們是人不是魔鬼。在「文革」期間暗無天日的大牢裡，北京大學中文系林昭女士仍然看到共產黨人身上還殘留著的人性的光輝，並為之而喜悅。在資訊時代的今天，體制外人士更是看到了共產黨和共產黨人的巨大變化，他們不僅開始逐步恢復人性，而且從老一輩的革命草莽演化為新一代的具有現代理念的專業人士。正是基於對人性的信心和人性的呼喚，劉曉波、張祖樺等很多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像余傑先生一樣從文革傷痕、八九鎮壓的悲情中和仇恨中走了出來，尋求暴力之外的和解之道。
其實，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真正的共同敵人不是別的，就是 「一元化的威權體制」。表面上看來，一元化的威權體制是既得利益者的天堂，但是獲得這種天堂的代價就是把人變成了魔鬼。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以及現當代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再次表明，只要有一姓之專制或一黨之專制的存在，無論被統治者還是統治者，它們的人性都會受到扭曲和戕害。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時候，他們是帶著濃厚的悲情色彩的受難者。但是他們一旦用暴力手段成功顛覆國民政府並成為新的統治者以後，由於沒有完成在野時承諾的憲政改革，沒有自動革除一黨專制的毒瘤，反而變本加厲地實行同態復仇和新一輪的暴政，共產黨人也就迅速從受難者轉變為施暴者，從人嘶(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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