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內蒙古高原上刮來的風沙使北京的天空變成了迷茫的灰黃色。袁紅冰住所的門突然被撞開了，陳坡像一團飛旋的風沙闖進來，他眼睛裡興奮的閃光灼熱得似乎要把眼鏡鏡片都融化了。他高聲說：「我見到了胡德平。我是藉著為編寫『文化大革命』詞典進行採訪的名義去見他的，他同意明天和我們談一次話！」
袁紅冰激動地站了起來。他知道，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長子，現在任共產黨中央統戰部秘書長，而同胡德平建立起政治關係，就意味著獲得了直接接觸胡耀邦的可能。望著陳坡像流浪漢一樣落滿沙塵的頭髮和面容，袁紅冰忽然產生了一陣衝動，想要短促而有力地擁抱一下這位生氣勃勃的戰友的肩頭，儘管冷峻的個性使他沒有那樣做，但是，他的心已經擁抱了。
袁紅冰和陳坡對如何同胡德平談話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袁紅冰認為，第一次談話要著重觀察胡德平，以對他的靈魂做出判斷；談話的內容要只限於表達對胡耀邦的尊敬，而不涉及更深層次的政治問題。陳坡同意袁紅冰的意見。第二天，他們按照約定的時間，走進統戰部胡德平的辦公室。
胡德平表現出純樸動人的平民作風，完全沒有一些高級官員子女那種缺乏靈魂內在感的、浮華的傲慢。他個子不高，頭髮稀疏而憔悴，雖然戴著高度近視眼鏡，可是，仍然使人覺得透過厚厚的鏡片能夠真切地觸到一個誠實、善良而又稍顯軟弱的靈魂。他有些口吃，說話時唇邊的皺紋會忽然變得像裂縫一樣深刻，並下意識地顯出痛苦的神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精神的痛苦，而不是物性的痛苦－－產生於物性挫折的痛苦，雖然有時會令人憐憫，但卻有一種洗不淨的污濁感；刻在精神上的痛苦，儘管讓人黯然神傷，然而卻有一種沈重的詩意。
在第一個注視中，袁紅冰就確信，胡德平是這樣一種人－－他可能不願意說出某些話，但凡是他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會帶有真實的心靈的印記。因為，袁紅冰感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不會虛假的、極其乾淨的生命。
雖然胡德平談話也比較謹慎，不過，誠實的天性還是使他無法完全掩飾住對專制政治的厭惡。他神情激動而痛苦地談到，連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都已經開始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可是，共產黨內卻仍然有人要因呼籲政治改革而獲罪。從胡德平的談話中，袁紅冰看到了他內心深處的民主良知的燦然閃光。
那天離開胡德平的辦公室後，袁紅冰立刻決定，要盡快用銳利的真誠擊碎隔在他與胡德平之間的謹慎的屏障，以實現靈魂與靈魂的碰撞－－一定要碰撞出金色的火花。一個星期後，袁紅冰和陳坡發電報把柴治國招到北京，並同胡德平約定，一起進行一次談話。談話的地點，訂在袁紅冰和離異的妻子楊曉冰住過的房間中。
此時，袁紅冰已經搬到圓明園旁安靜的農村中居住，不過，他還沒有把原來房間的鑰匙交給楊曉冰的母親。這是因為，他不願意傷這位中年婦人的心。楊曉冰的母親是建設部的中級官員，她具有滿族血統。長期的官場生活並沒有抹去那個剽悍的遊牧民族遺留給她的善良、淨潔的女子天性。她為人誠懇、熱情，總希望做一些有益於別人的事，而她的眼睛清澈得像長白山積雪下流出的清泉。她曾給袁紅冰以終生難忘的慈母的關懷。對於女兒離婚這件事，她沒有講一句話，可是，離婚後，她經常打電話，要袁紅冰去看望她。以前，她看到袁紅冰時，清澈的眼睛裡總會閃耀起陽光般明麗的欣喜，而現在，袁紅冰卻從她的眼睛裡發現了煩愁的陰影。每當袁紅冰想把房間的鑰匙交還給她時，都是這雙眼睛，這雙眼睛裡的煩愁阻止了他。袁紅冰怕交還鑰匙會使這位具有慈母胸懷的婦人產生某種誤解，以為他不願意再見到她－－袁紅冰想等到時間洗去她眼睛裡煩愁的陰影之後，再把鑰匙交給她。
談話的時間訂在一天下午兩點。袁紅冰把雙人木板床上的被褥掀開，將從熟食店買來的熏豬腿、烤雞擺在床板中間，袁紅冰和柴治國按照內蒙古牧馬人的習慣，盤膝坐在木板床上。柴治國壯實的身體像一隻蹲踞的黑虎；袁紅冰英挺的身姿如同峭立的冰峰。胡德平和陳坡則坐在床邊的兩張椅子上，陳坡習慣地伸直脖頸，把身體傾向胡德平，那急切的神情使人覺得，他恨不得立刻撲上去，把胡德平的心從胸膛裡掏出來。胡德平彷彿站在峻峭的海岸上，不知是否該躍入藍色的波濤一樣，顯露出躊躇不安的神情，而他審視的目光，時時從柴治國和袁紅冰的面容上掠過。
顯然，這四個人都不屑於講出庸俗的客套話，而一時又似乎難以進入生動的話題。於是，狹窄的房間裡好像凝聚了屬於萬里荒原的沉寂。袁紅冰用牙齒咬掉啤酒瓶的金屬蓋－－由於房間裡沒有酒杯，他們只好對著瓶口喝酒。在沉默中，袁紅冰高舉酒瓶，以狂放的姿態仰起長發凌亂的頭顱，將一整瓶啤酒傾倒進雄狼怒嗥般張開的嘴裡。
「好男兒不必閃爍其詞。」袁紅冰放下酒瓶，聲調剛毅地對胡德平說，他想要說出一句能裸露出他的激情的、峻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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