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懿現年36歲，曾是四川中學教師，活躍的網路異議人士，四川人權民運人士，曾在網路上發表過大量的政論文章，也參加過一系列爭取人權民主呼籲釋放良心犯的簽名活動。歐陽懿因此至少被非法關押過3個月，並多次遭到公安警察的拘傳、抄家，1999年甚至全家被趕出居住地，歐陽懿並從此丟失了教師的工作。
2002 年 11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來自中國十幾省市的192名異議人士聯名發表了『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提出恢復前總書記趙紫陽的人身自由，為『六四』事件平反，釋放政治良心犯，人大批准人權公約等要求。歐陽懿參與了公開信初稿的起草。成都市司法機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把歐陽懿判刑2年。多名參與聯署的人士先後被捕和入獄，包括西安的趙常青、上海的桑堅成和北京的何德普等。歐陽懿於2002年 12月4號被捕，2004年12月4號被釋放。
獄中情況
歐陽懿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詳述獄中輾轉情形：「被關押的兩年中，我被關過兩個派出所和三個看守所。2002年12月4日剛被抓的那天晚上，我被帶到府青路派出所，警察對我實行疲勞審訊，一個警察打我，我警告他說：自89年從事民主運動以來，還沒人打過我。你是警察，你知法犯法，把你的名字、警號告訴我，你要向我道歉。僵持了2個小時，他退下去了。」
「第二天，我被帶到蒲江縣公安局霖雨派出所關了25天，那個地方很小，天氣又冷，他們向我施加壓力。我被秘密關押、審問。隨後我被送到四川看守所，在那裡關押了55天。他們說我不配合，要我認罪，我說：我沒犯罪，只是提提意見，不違法。他們隨後把我送到成都市看守所，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受虐待，長期關押，一直那裡關押了一年多。」
「他們沒有查到什麼證據，拖了一年零四個月，不好交待，硬是給我判了2年。我想上訴，但是上訴改判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這是來自高層的命令。他們說我提到胡耀邦、趙紫陽，不給領導面子，一定要打壓。」
「我被關在三大隊，那裡是臭名昭著的『惡人谷』，關了一些殺人搶劫的人。關押的地方空間極小，48平方米住30多個人，多的時候住將近40個人，其中包括2、 3個死刑犯，混合關押。看守倒是不為難我，我可以看看書，偶爾到10平方米的放風場走一走。和死刑犯關在一起，心裏壓力很大，他們情緒很不穩定，不知道他突然會做出什麼行為。有一次，一個死刑犯和牢頭發生衝突，他就24小時地攻擊我，讓我沒法睡覺。」
「一直都沒能和家人見面，直到2003年5月19日離開看守所到了轉運站，大概一個多星期後，好心的牢頭同情我，就假裝說我是『盜竊犯』，讓我和家人見了一面。6月10日，我又被轉入彭州市看守所，關了100天，曾被牢頭體罰。和家人見過幾次面。」
「2004年9月22日，據說國際人權組織要到看守所見我，瞭解情況。警察就想把我轉回成都市看守所，不讓人權組織瞭解真實情況，後來聽說他們阻撓成功，我就沒有再被轉回成都市看守所，直到12月4日出獄。」
出獄插曲
12月4日出獄前一天，歐陽懿的妻子羅碧珍和兒子專程由遂寧趕到成都，準備於第二天上午到監獄迎接丈夫出獄。不過，她們等了數小時仍見不到歐陽懿，因為成都和遂寧國家安全局人員早於週六清晨6時半，就把歐陽懿強行帶上車，離開成都監獄帶往遂寧。
歐陽懿說：「國安不希望我留在成都，與當地朋友見面，所以預先把我帶走。早上6點半，成都和遂寧的國安和監獄領導，強行把我押回老家，故意不讓我的家人知道。我的妻子在那裡等我，結果不見人。到了遂寧後，我給她們打電話，她們才趕回遂寧，當時已是中午12點。」
四川重慶以及其他地區大約十幾位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原定於當日到成都看守所迎接歐陽出獄，由於事前得到警方接送的消息，取消了計畫。
他出獄時被警告：「不要亂說亂動。」
家人的承受和朋友的關心
歐陽懿說：「妻子和兒子比我吃的苦大多了，精神、經濟上壓力很大。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很難維持生存，又很擔心我。爺爺奶奶在40公里外，90多歲沒人照顧，還有我父母、她父母。她也面臨隨時下崗。我父親每天喝酒，母親嘆息，奶奶照顧爺爺，一直把我被捕的事情瞞著他。妻子不敢去看他們，怕受不了，讓9歲的兒子，騎自行車40公里去看他們。」
歐陽懿表示：「最令人感動的是海內外朋友的關心。這期間，很多人關心我們、問候我的家人，有寄明信片的，有打電話的。每聲問候、每份感情、每份關注，都令人感動。」
他舉了個例子：「有一個小夥子，在成都打工，每個月也就賺500-600塊錢，經常給我妻子打電話，鼓勵她。每月還給我妻子寄50元。對我妻子說：『我只能寄這麼多，但是我必須要寄，請你千萬要收下，不要拒絕。』」
歐陽懿表示他會通過文字把這些感人的事情記下來，題目是：「別樣的中國：土豆、麵包和水」。這個題目是根據歷史故事。當初，一些伐木工人幫助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政治犯，在窗台上放上馬鈴薯、麵包和水，幫助逃亡的人繼續逃亡。
歐陽懿說：「在這裡，向所有關牧夾姆傅吶笥衙潛硎疚屎蠔蛻釕畹淖８！！?p>近期打算
歐陽懿說：「我本來就沒犯罪，早該放出來了。我做的事，沒做錯。無愧於一個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過去做得不好的，爭取做得更好。」
「一如既往，在此基礎上更加卓有成效地做些事。」他表示近期打算待在家裡，寫些東西，賣文為生，靠寫作維持生計。
先行者的付出
歐陽懿說：「出獄後聽說近期發生的一些事情，中共又抓了一些人，感到兩年多，該進步的還是沒進步。但是現在抓了人，關注的人更多了，大家彼此關心，有事互相通氣，出事大家都知道。」
他表示：「聽到朋友被抓的消息很沈重。在國際國內形勢下，中共放一、兩個人，又不斷地抓人進去。有名的人，呼籲聲大一些，境況會好一些，但是更多的人只是在監獄中苦熬。國際社會的關注很重要。」
他接著說：「在中國極權社會，付出是必須的，犧牲很大，特別是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重要的是，大家從他們身上吸收精神上的力量、勇氣和道義。」
中國的希望在民間
歐陽懿說：「我對『胡溫新政』不抱幻想。政府有政府的作法，我們作為公民應有我們的作為。社會進步更多地看我們能做什麼。國民實行自己的權力，制約政府。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權力，持續向政府施加壓力。」
他表示：「中國的希望和前途，在於民間維權意識，要靠民間力量。誰也不能相信，一切靠自己。我們寄希望於政府開明、靠中央改良的這種想法很幼稚，這不符合現實，說明對政治、權力認識太膚淺。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利益，當局不可能讓步，應該強調民間的作用。」
他接著說：「極權政府主要有兩個工具：恐懼和遺忘。如果我們民眾消除恐懼、避免遺忘，那中共政權就走到盡頭了。」
《九評》與退黨
歐陽懿說：「《九評》和退黨在國內反響很大。我覺得《九評》寫得很好，說出了很多真相，提醒我們，讓我們知道很多東西。我曾經也想寫類似這樣的東西，一直沒機會，現在有了《九評》，我暫時不用寫了。」
歐陽懿指出：「退黨與民眾覺悟有關係。除了體制內的為了一官半職、蠅頭小利的人，誰願意入黨？誰從精神上願意信仰共產主義？更多人需要真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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